死亡实验

       邪恶之事并非是那恶人做出来的。心理学家米格兰姆从中得出的结论是：那些仅仅从事自己的本职工作，对于他人没有任何敌意的人，也会承担非常可怕的破坏性工作。而且明明知道自己的破坏行为可能产生不良影响，已经感到所做的事情与自己的基本道德规范相抵触，能够选择抵抗权威的人是极少数。比许多人想象的更为简单，事实上，人们甚至并不需要在多大的压力或者恐惧之下行不义之事，只需要一根小小的链条，说是“指令”也好，说是“契约”产生的约束或义务也好，只需要那么一点点，一个人就可以从自身责任的重负下解脱出来，进入一个摆脱道德限制的状态。阿伦特把这种状态称之为“无思无虑”。

　　1968年流亡英国的波兰社会学家鲍曼有力地揭示了这种服从的机制。一个人的残酷与个性无关，而与权力和服从的组织机构有关。当某个人被吸纳到一个系统中，接受它的游戏规则，意味着他加入一个同盟，这个同盟把他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上，而同盟之外的人则是不重要的。在米格兰姆的实验中，“受害者”被带入另一个房间，这意味着确认了“施害者”和实验员（实验机构的代表）之间的一种同盟，意味着他们之间的相互责任与互相团结，哪怕这种联结只有短短一个小时。在这个时间之内，“受害者”被放在被动的、承受的一段，是一个行动的客体而不是主体。作为“客体”，他们很容易和“物”相混淆，他们的人性要求、人性素质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系统所提出的任务必须要完成。

　　“组织”的成员所要负责任的是组织本身，而不是组织之外的世界或者其他人。在“组织”中他获得力量，有了意义，离开“组织”，他一事无成，化为虚无，或许还十分容易沦为“受害者”那样的“客体”。那么，努力争取“组织”的信任是最重要的。这种信任关系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员”效忠于“组织”的程度。他越是把自己交给“组织”，把自己抵押给“组织”，看起来他就越安全，越保险。到什么程度才能表明他完全把自己交给“组织”？就是他把自己的良心道德都切除了的时刻。对于所做之事，他本人不需要对此作出是非善恶的判断，既然“组织”上让这样做，是善良是邪恶这样的问题，便是由组织上来担保的，最终的责任也是由组织来担负。他本人的兴趣则转移到了另外一个方向，即提高自己的能力，加快完成“任务”的步伐，机智、有效地完成各项指定的动作。在米格兰姆的实验中，“施害者”把道德的安全阀都交给了实验机构。
                                    ——摘自《通过思考追求道德生活》

   五年前，视听课上老师放了一段录像——‘Standford Prison Experiment’实验对象的访谈录。昔时风华正茂的大学生已然青春不在，面对镜头对改变他们一生的实验感触良深。在社会心理学成长为一门学科的道路上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它们为一些群体和某些个体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同时也为人们展现了人性中不堪面对的角落，揭开我们内心恶魔的面纱。
    Das Experiment恢复了当年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模样，只不过是由德国人来演绎美国人的故事，顺便插入一小段浪漫爱情故事以此与惊惧、恐怖而冰冷的实验形成明显对照。故事从研究机构向社会招募实验小白鼠开始，记者和军界派人潜入实验冒充实验对象。来应征的人来自各个阶层，不论何种理由，4000马克的报酬显然非常吸引人。实验开始宣布监狱规则，看似简单易行，只要狱警与囚犯共同遵守，那么每个人都可以拿着钱轻松走人。第一天貌似友好的过去了，Day2的时候开始出现了不和谐，然后情形一天天恶化，最后变得不可收拾。电影末尾，幸存下来的囚犯和狱警在停车库或站或坐，神情冷漠，眼神呆滞无神，镜头颜色冷清，气氛诡异而伤神，哀伤之情达到顶峰。直至字幕出现前，海滩和情人之间的微笑才稍稍缓解一下紧张、恐惧的身心。
    整部片子平铺直叙，镜头简洁，色彩干净，情节不动声色却又丝丝入扣。片头为观众展现了普普通通的实验对象，然后随机分配的角色让他们的心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换个角度想，如果记者和军人扮演了狱警的角色，他们会不会变得同样暴力？当人们开始掌握权力，尝到权力的甜头后，有多少人能够控制自己的蓬勃暴涨的欲望？谁能遏制心中恶魔逐渐变得强大？站在囚犯的角度思考问题，也许我们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或多或少经历过被孤立的时期，谁能在高压之下保持自己的风格和见解？谁敢逆风行使，矢志不移？狱警们非常聪明，当他们发现暴力不能辖制77号时，开始惩罚其他囚犯，让其他囚犯来胁迫77号，起到间接控制他的目的。当身边志同道合的人开始受利益驱使而分化时，谁能够抵抗沉默螺旋带来的压力？所有这些问题，不到遇到真正考验的那一天，是没有谁敢拍着胸脯给出肯定答案。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恶魔，它可能爆发，也可能屈从变为懦夫。当我们无法根除这个恶魔时，只能期望世界上的监狱越来越少，狱警的权力能受到一定程度的钳制，囚犯也能够树立重新生活的信心和信念。
    最后，希望看过这个片子的人都做一下深呼吸，放松自己的心情。同时学会一件事——当你无法抗争时，千万不要继续做无益的抗争，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极尽可能脱离这个环境——飞越疯人院！

   跟我之前看的德国电影——浪潮类似，在现代德国进行模拟实验，一开始得到预期的效果，后来由于某些德国人的纳税思想又一次在实验中爆发，场面一发不可收拾，浪潮的学生们想以他们的团体征服世界，死亡实验的狱长们想完全控制这些只是来做实验的犯人。如果这些实验能够及早停止的话，这种个人优越感，控制欲和潜在暴力倾向就不会爆发。虽然大部分的人是属于从众状态，但是有人已经深陷其中了。浪潮中的那个胖学生已经把团体当作他生命的全部，当老师宣布实验结束的时候，他已经崩溃了，采取了极其极端的行为，自杀身亡。而死亡实验的结局则更不堪设想，伯瑞斯已经完全进入状态，以为自己就是掌管这些囚犯的监狱长，他拥有绝对的权威，不允许任何人侵犯。要是有人敢反抗，或是背叛他，他就一定要给与严厉的惩罚来威逼他们就范。实验的后来已经完全违背了不准使用暴力的规定。这两个实验的原版都是来自美国的实验，也就是说不仅是德国人，或者二战时期的法西斯，美国人的潜意识里也存在着纳税党的思想。如医生和教授本来想研究的课题一样，人类的性格也许就包含着崇尚暴力，极权和排除异族的思想。但是随着程度的加深，这类的实验真的是足以致命，甚至会影响社会的动荡。
  男主角77号囚犯参加实验的目的除了可以拿到教授他们的奖金之外，还可以凭借无暴力的规定故意引起反抗和事端来为新闻社报道，获取更多的利益。可以说是男主角的挑衅成为引发监狱长统治欲望和暴力倾向的导火线。一开始男主角的好友因为对牛奶过敏不想喝牛奶，监狱长们还没进入角色，就放任77号帮他喝了。到了晚上由于同事们的冷嘲热讽，这个监狱长觉得自己脸面受损，于是去惩罚他们做俯卧撑。到了第二天，男主角又再次挑战权威，监狱长要他们要么喝牛奶，要么做俯卧撑，他带领全部囚犯做俯卧撑，使得众监狱长束手无策，晚上当监狱长要求77号叠被子的时候，他更大胆地把监狱长反锁在囚室里，出来闹事，煽动囚犯们起哄助威。后来监狱长们商量之后，因为不准使用暴力，他们就用羞辱囚犯的办法，用灭火器喷向每个囚室，还让他们全脱了衣服。第三天，这种无暴力的威胁并没有动摇77号的决心。他用言语攻击监狱长，想再次引起事端。当天晚上，监狱长们利用摄像头的盲角，把77号带到一个地下室，剃掉他的头发，并在他头上撒尿，并要求他明天要退出实验，不准在煽动其他囚犯。他们已经违反了实验的规定，暴露出他们内心深处的邪恶和控制欲。第四天，大家看到他们的精神支柱77号变得神情恍惚，开始担心起来，对监狱长们的恐惧越来越重。医生询问77号是否想退出，因为监狱长们告诉医生他想退出。77号说没有这回事，他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屈服放弃的。但是其他囚犯已经有些承受不了了，他们的心理压力巨大，情绪已经失控，此时此刻已经不想再拿钱了，只想离开这个鬼地方。但是教授为了实验的完整性和得到更好的实验结果，没有放他们离开。
  不久后有一个囚犯情绪失控，大吼大叫，对监狱长们视若无睹。伯瑞斯用尽全力打这个囚犯，使他就范。这相当于一个转折点，伯瑞斯在公开场合下，这一次无论是囚犯们或者是教授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他使用了暴力。但是囚犯不敢抱怨，教授也没有停止实验，这正是他们所想研究的方向。当暴力已经有了光明正大使用的标志时，77号开始感到恐惧了，因为如果他再继续挑战权威，他不再受到保护，他面临的是怎样的危险他已经无法预测。室友帮助他稳定情绪，又一天过去了。第五天，伯瑞斯拿信羞辱舒特，77号想制止他这种行为，但是又惧怕黑箱子的惩罚，抑制住自己的行为。监狱长为了惩罚他，不准他见亲友，还罚他洗厕所。只有一个还未迷途的监狱长偷偷地帮助77号，给他新衣服，带他见好友。77号摆脱他把资料交给他的亲友，但是这个监狱长由于过度紧张，被伯瑞斯知道了他们的秘密之后，非常愤怒，他不满77号由于故意反抗而制造骚乱从而获得更多钱，也不满教授只是来测试他们对于暴乱的反应能力。他带领监狱长们建立统治地位，拥有极权，他们的权力高于一切，包括设计实验的人，更加包括囚犯。场面已经完全失控，而77号被要求关在黑箱子里。舒特为了宣泄他的愤怒，开口大骂这些囚犯，被伯瑞斯当头重击，最后由于失血过多而致死了。77号在黑箱子里似乎有了越来越重的幻想，很难把自己情绪稳定下来，幸好他在黑暗中摸到一把螺丝刀，他想尽办法地撬开箱子，终于他成功了，我觉得这一个镜头就是预示着纳税党最终的失败，追求自由和民主的力量一定可以战胜他们。再经过一次搏斗之后，77号和他的室友把所有囚犯解救出来，这个实验以2死3伤告终，伯瑞斯等人被告谋杀罪，这一次的实验对所有人造成的心理压力和阴影将是一生也难以磨灭的记忆。

一些思维片段

任何的环境，社会，团体，等等，类似诸多范畴，都可以看成盒子，人类在盒子里生存，并作出生物反应---------极端环境下人类的反应


人处于盒子中，受到不可抗力的控制，无法反抗，理智逐渐消磨，原始欲望开始占据上风，一切为了生存下去，而更明显的表现出动物性。用外力使之屈服的过程，实际上是去尊严化，去理智化的过程，当人类作为社会人的诸多属性和需求被剥夺后，就会明显的表现出动物性。

盒子内的冲突可以是相互之间的，以妨碍自己的生存作为前提。

同盒子外的冲突可以由社会化的处于对抗层面的身份引起，人不断在社会化和动物化，理智和欲望之间徘徊。

开始人类为了社会性或尊严性开始屈服或妥协，后来为了动物性或生存开始战斗。

为了争取一切和生存有关的便利条件，或者趋近于正常化，人类开始服从，从被迫到习惯。

掌握权力或力量的人在没有盒子里拥有无限的力量，可以任由欲望冲破理智而不用受到平常意义上到底的谴责或是法律的约束，所以会做出强迫他人违反本身意志甚至伤害盒子里人的事情，但也不会完全破坏，如果盒子里的对象消失，盒子也随之解体，权力不复存在。

当然，如果手里掌握资源或权力足够大的话，则可以在大盒子里重新构筑小盒子。

如果在盒子里可以得到生存的资源或者比盒子外更好的话(可预见的预期或是由于封闭性造成的不可测的预知----危险性或其他），则可能选择继续待在盒子里而继续生存或是选择同拥有权力和资源的人合作--------此处可以引出斯德哥尔摩效应

文革象是一个大的斯德哥尔摩效应的实验，盒子的规则已经违背了社会的规则。

要有足够的意志力和足够的理性，最重要的要有足够的力量去打破盒子 。绝不能被盒子困住，要保持和盒子外的联系。

身份往往赋予了不对等的权力，这是冲突的根源之一。

狱警对犯人拥有看护权和处理权，这是法律赋予的，在这一前提下身份的对抗被放大了，同时道德和社会性在法律的机械性面前失去了作用。犯人被处理的前提是侵害了他人，而影片中的最大问题是，犯人都不是真正的犯人，他们被假设赋予了身份，受到了不对称的对待。

所以作为人，要时刻警惕在盒子中被假设赋予身份，永远不要被假设。

要记得自己是谁.

      不知是不是因为曾经有过一段惨痛的伤人害己的纳粹史的缘故，德国电影不时来些人性极端性表现的电影，有时候还经常从国外的实例中去拿来。在2008年，一部《浪潮》以一起发生在美国的教师实验为素材，告诉我们，我们离纳粹复辟，癫狂重生不过几天时间。而在更早的2001年，已有一部《死亡实验》，同样以美国的事儿为由头，告诉我们，人一旦被设定角色，将充满了多么向恶的“潜力”。

    影片故事其实很简单，一个“科学实验”征集参加者，包括意在进入获得有噱头新闻线索的前记者莫瑞茨在内的20人参与其中，他们被编为两组，十二人扮演囚犯，八人扮演狱警，他们要模拟监狱中的秩序，同时狱警被要求不许使用暴力。接下来的故事充满了冲击力，实验第二天形势就开始失控，到了最后酿成了两人惨死，多人受伤的惨剧。看罢本片，难免让很多人生出一生感叹，“人性本恶啊！”，但是，从我的角度看，本片跟人性本善还是本恶无关，相反，它倒是表现出人性本身的无倾向性，而正是因为本身处于中立状态，所以一些外力的作用，才可能让它偏离向一方，比如，角色和角色背后认知引起的价值观塑造。

    从实验一开始，负责人就很多时候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的暗示性的向参与人表达了他们的角色意义。首先，他们的数量不对等，狱警八人、囚犯十二人，这也符合现实，而狱警却获得了天然的权威和统治权，一如社会金字塔结构，决定力量的不是单纯的人数，那是最原始的社会，一个建立了等级秩序的社会，你所处的等级才是关键，而其中八人便被置于这也的优势地位中。其次，负责人一再向狱警强调他们的权威，就如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或者各类媒介的影响，警察该干什么，律师该做什么，官员该搞什么，囚犯该犯什么，等等，社会各个角色都有长期以来形成的行为设定，我们每个人脑中都有本“角色属性表”，类似电子游戏，你选择了或者被选择了这个角色，就必须与这套守则匹配。第三，秩序需要维持，就如一个刚成为经理的年轻人，你与这个角色的匹配度是起初不稳定的，你可能受到比你职级低的老资格员工的质疑，所以你需要利用你被赋以的职权，来强化你与你的角色的匹配度。片中，起初，大家都把它当游戏，尽管被分成两组，大家相互开始还打闹玩乐，但是角色的暗示已经形成，加上外力的强化，他们渐渐开始产生分界线，就如做游戏一样，既然分成了两边，你就总想“赢”下对方，于是，狱警一方开始了自身角色的强化，起初采用变相的暴力侮辱囚犯，他们愈加强势，而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另一方的囚犯扮演者也开始“入戏”，逐渐认同自身的囚犯地位，开始变得弱势，一场游戏般的实验短短的几天就真实的形成了这样的分野。

    最后，还是要说说暴力的不可控性，实验负责人最初信心满满的认为自己可以控制暴力，以为他们的规则和奖金的束缚可以控制暴力，但是同时又将如警棍等真实的暴力工具分发给狱警。这其实产生了矛盾，作为存在阶差的角色，本来就存在一种权力向下的释放冲动，很多时候，它表现的平和，如职级间的奖惩权，师生间的学业准入（准出）权等，而在片中，则是更极端的状况，生活中某种程度的“软暴力”在这里变成了实打实的暴力权，在对角色的认知中，狱警实际上认为自己应该有这样的权力，而实验负责人则要求他们自制，这无疑是一种矛盾，也注定了实验在暴力下走向失控的命运，狱警一方面要释放这样的权力，另一方面，人数的劣势让优势阶层常常更容易产生“受害妄想症”，倾向于过度的回应被压制团体的行为。本片将原始素材进一步放大，到了最后，双方水火不容，暴力的失控范围甚至扩大到狱警们将实验人员劫持，最终，暴力升级成一场内斗，一场小型的“战争”，狱警们以维持秩序为名行使暴力，却最终导致了秩序的失衡，这也是对人类社会现实的一个讽刺。

    在现实社会中，我们总能看到这样的角色权力落差形成的秩序，它在稳定的表象中蕴含着太多不稳定的因素，以或者激烈的方式形成秩序再造，或者渐进的方式形成改革。在片中，莫瑞茨作为囚犯一方，是一个刺头儿式的搅局者角色，他受到了很大的创伤，也开始了最激烈的反抗，他显得更加清醒，也显得更加迷茫。实际上，每个团体中都很可能有这样的刺头儿，他们最先被权力压制，也同时促使人反思。同时，在本片渲染的氛围中，我又很难对莫瑞茨产生美国大片孤胆英雄般的敬意，因为，如果他被编入狱警组，他恐怕将变成如片中狱警组那个暴虐的头目一般的角色。

    最近看到一则新闻，记者采访一个6岁小学生，“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孩子答，“想做官。”，记者问，“做什么样的官呢？”，孩子答，“做……贪官，因为贪官有很多东西。”。如《死亡实验》中的角色设置引发的极端情况毕竟是个案，而如这则新闻中表现的角色认知才更值得深思，不只是这个小学生，民间中，对于官员的认知恐怕都已经有了类似的状况，于是，一方面，我们痛斥贪官污吏；另一方面，带着对这个角色的认知，一旦在其位，行为很可能就遵从这套认识守则。类似的角色守则的实际认知异化才是最令人担忧的，它可能腐蚀更大程度的社会秩序和稳定，让无数个体的“人性”汇总的社会性导向我们不愿看到的方向。

http://hi.baidu.com/doglovecat/blog/item/5e2c03d16af20bda562c8469.html

作者： 迈克尔·舍默
转自： http://book.ifeng.com/section.php?book_id=2073&id=144015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我还在读研究生的时候，菲利普·津巴多就是个传奇人物了，而且打那以后他的声望有增无减。他出生于纽约的南布朗克斯区，父母是没什么文化的西西里人。津巴多亲眼目睹了人置身法律有名无实、猜忌无处不在的环境时会怎么做。他早年在斯坦福大学当教授，设计过一次实验，观察两辆报废汽车：一辆放在他度过童年时代的南布朗克斯区；另一辆放在加州帕罗奥多的高档社区。在布朗克斯，研究小组还来不及装好隐藏摄像机，人们就开始拆车了。短短一天之内，汽车遭到了23次破坏性攻击，全在白天，肇事者均为恰好经过的成年人（只有一次例外）。而在帕罗奥多，汽车一直没人动，直到津巴多放弃实验，把车开回校园。此时三位邻居打电话报了警，说附近有辆车被人偷了。如此巨大的差异，显然并不是因为纽约人与加州人在特质上有什么不同，而是因为布朗克斯与帕罗奥多的生活条件有异。异在何处呢？

这正是津巴多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想要解答的问题。如今，这个实验在科学史上的地位，和弗洛伊德的沙发、斯金纳（B.F.Skinner）的箱子、斯坦利·米尔格兰姆（StanleyMilgram）的从众实验不分高下，同属奠基之作。只要上过基础心理学课程，你一定听到过菲利普·津巴多的大名。

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细节，现在已经广为人知了。研究人员在心理学大楼的地下室草草拼凑出来一所监狱，把办公室改建成了牢房。随机选出的学生"囚犯"，被"斯坦福警察局"的警察在家里逮捕，抓进巡逻车带到监狱。"狱方"给他们喷杀虱剂，勒令其裸体站成一排，挨个分发土褐色的囚衣，塞进6×9英尺的狭窄囚房。警卫们领到了警棍、哨子、囚房钥匙和闪亮的墨镜。接下来的几天，这些原本心理健康的美国学生，全都入了戏：不是变成了暴力、专制的警卫，就是变成了士气低落、冷漠的囚犯。按原计划，实验要进行两个星期。津巴多当时的女友（现在是他的夫人，两人结婚已经30多年了），看到囚犯们在深夜如厕时遭到警卫虐打，头蒙黑袋、腿铐脚镣，连忙让津巴多中止实验，以免有人受到严重伤害。到了这时候，津巴多才意识到，自己也陷入了监狱长的角色不能自拔。"我叫停实验，不是因为在监区看到的那些场面，"他在实验的技术报告里解释说，"而是因为我惊恐地意识到，我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变成最残忍的警卫，或是最软弱的囚犯，对自己的无力充满恨意：未得许可，我不能吃、不能睡，甚至不能去上厕所。"

我问津巴多，30年后，他怎样看待这次经历。"斯坦福监狱实验传递的信息是：环境对人行为的影响力，比大多数人想象中要强大得多，可是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他说。"像我这样的社会心理学家一直在努力纠正大多数人的观点：恶只不过是个别人的特质--藏在他们的基因里、大脑里或者本质上--世界上有好苹果，也有坏苹果。"但的确是有坏苹果吧？是的，当然有，津巴多承认，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恶，并不是少数坏苹果犯下的，相反，而是普通人在特定的环境下做出的极端行径。津巴多宁愿不对人做先入为主的判断。"怪罪个人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找出什么样的环境有可能激发出他们的恶行。与其说是坏苹果装进了好木桶，为什么不假设是好苹果装进了坏木桶？"

我们如何才能判断好坏苹果与好坏木桶之间的差异呢？"在斯坦福实验展开之前，我们知道参加的学生都是些好苹果，因为我们让他们做了大量测试--性格测试、临床检查、调查他们的背景，等等。他们每一个人都很正常。接着，我们随机指定他们是警卫还是囚犯。这就是说，第一天的时候，他们都是好苹果。可没过几天，警卫们就变成了虐待狂，囚犯们变得情绪不稳。"津巴多的坏木桶腐蚀了好苹果。

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事件曝光后，津巴多和媒体很快将它与斯坦福囚徒实验联系起来。接受了几次采访之后，一家律师事务所找上了他。这家事务所要为上士伊凡·弗雷德里克（IvanFrederick）做辩护。上士是部队的宪兵，在阿布格莱布监狱1A和1B层值夜班，而这两层，正好是全伊拉克虐囚事件最严重的地方。津巴多并未否认弗雷德里克虐囚的事实（弗雷德里克对此供认不讳），但他知道，自己想要探究的是促使警卫们折磨、虐待、羞辱囚犯的深层环境原因。按津巴多的说法，弗雷德里克到伊拉克之前，是个地道的爱国青年，"经常去教堂，家门口每天都挂着美国国旗，一听到国歌就热泪盈眶地挺胸起立，信奉民主自由的美国价值观，他参军正是为了捍卫这些价值观。"弗雷德里克被控虐囚后，津巴多安排了一位军方的临床心理医生给他进行了全面的心理评测。评测指出，从各个方面来看，弗雷德里克都再平常不过了。他有着平均水平的智商和个性，"没有虐待狂或病态倾向。"对津巴多来说，这些结果"有力地说明，军队和检方主控人强加给他的'坏苹果'特质论是没有事实依据的"。

根据自己在斯坦福监狱实验和阿布格莱布监狱的发现，津巴多提出了人、环境和制度的三要素说，以及这三者如何相互作用，驱使好人做恶事。这里我们看到了恶的特质论（人）、恶的环境论（环境），以及津巴多在考察了阿布格莱布监狱事件之后新增的第三项要素--也即人与环境共存的背景（制度）。"看到有关阿布格莱布监狱的报道时，我很想知道，到底是谁创造了这种扬恶的环境，"他回忆说，"制度是更大的木桶：也就是确立此类环境的法律、经济、历史和政治势力。大多数制度都有一层外壳，毫无透明度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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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有兴趣可以再看看两个针对这个实验的纪录片
豆瓣地址 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11540664/

原始纪录片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U3MzY3OTU2.html

另一个版本的实验回顾 http://www.56.com/u71/v_NzA2Mzc3NDg.html
 

面对人性的深不可测，只能说我们在电影和文学中所看到的真相永远都是涂脂抹粉的产物，实验也只是一个社会有限条件下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