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年华

在著名导演布列松的人像摄影集中，玛丽莲·梦露照片的受到了所有人的瞩目。这是你在任何其它地方都无法看到的梦露，她衣着朴素，不再是性感的代名词，目光中带着疲惫和厌倦，唇角的微笑中还有一丝难以察觉的阴霾，呈现出一种与世无争的姿态。

她是过去六十年以来最标志性的女性的象征，其代表的女性也被塑造成满足男性性幻想的存在物。虽然女权主义已经成为了某种程度的政治正确，但是在社会生活中，女性依然不可避免的面临着被歧视、被物化的问题。

电影《嘉年华》就始于沙滩上巨型梦露雕像的裙下。12岁的女孩小文和小新被当地商会会长强暴，而15岁的女服务员小米目睹了这一切。电影并没有直接表现小女孩受到侵害的过程，而是围绕事件之后的剧情展开。《嘉年华》有勇气，有力量，也有美和暖。

片中，梦露是女性意识的觉醒，但导演并没有过多的展现雕像的全景，而是只突出指甲油、高跟鞋等符号。它们是女孩向往的成长的标志。

虽然是一部中国底层女性的群像，但是也可以理解为《嘉年华》中的女孩是一个人，是一个女孩的成长轨迹。小米和小文渴望成长，渴望用化妆品、首饰和衣裙成为一个大女孩。因为成熟女性不仅仅意味着美，也意味着能够战胜恐惧和现实的强大。

对比女性角色，片中的男性怯弱、无措、自私自利，没有正面出现的犯人刘会长，作假证明的警察和妇产科医生，压榨员工的酒店经理，殴打女朋友的健哥，忍气吞声的女孩父亲。这并不代表本片是一部女权电影，而是导演在要求，男性应该发声。

《嘉年华》的摄影指导本诺·德福是比利时导演达内兄弟的御用摄影，长镜头、纪实风是它一贯坚持的美学风格。但在片中，导演刻意削弱了镜头的复杂处理，而突出事件本身的力量。对两个镜头的印象非常深刻：梦露雕像的裙下，是灰色的尖锐建筑群。还有小女孩做妇科检查时主观视角下张开的稚嫩双腿。

这样冷峻、生猛、有分量的镜头，往往很少出现在女性导演的作品中。但就是因为有这两个镜头的存在，使得一直克制内敛的叙事拥有了一个打破沉默的爆发点，带给观众的是加倍的震撼。

影片有个很浪漫的名字，《嘉年华》，导演文晏解释：“我们生活在一个像是嘉年华似的时代，无比光鲜，无比喧嚣。大家没有办法停下来，没有办法去思考背后的人和故事。我恰恰想讲的是这些光鲜背后的故事。而且嘉年华字面有美好年华的意思。所以我觉得可以用这样的名字。”

沙滩、雕像、游乐场、海滨旅馆构成了嘉年华的底色，然而在影片中，唯一代表嘉年华的一场戏是两个女孩在游乐场里开心的跑叫着，但是游乐场已经破旧凋敝。

导演文晏曾担任电影《夜车》《牛郎织女》《春梦》的制片，这是她的第二部个人长片。她气质优雅迷人，和她的镜头一样灵动干净，毫不做作。历经四年的筹备和一年的剧本打磨，这并不是一次不负责任的社会新闻事件的改编，而是经过深入思考后的历时良久的有态度有技巧的创作。

以丰富的细节为支撑，导演讲当代社会性教育的匮乏，社会底层的女性，以权谋私的权力机构，还有对待这类事件的相关人的心理。如此复杂的线索和多层面思考，都在小女孩认真、稚嫩的表演之下，观影时常常会感受到震颤。

从始至终，她对两个小女孩都是采取绝对保护的态度，从未为了影片的“观众效果”进行任何敏感、可能伤害到她们的处理，这样严谨的创作，比作品本身更值得尊重。

男主演耿乐说，看完剧本，他就觉得气愤、憋屈。身为父亲，他的愤怒自始至终都没有一个更大的爆发，所有的质疑和愤恨最终都是用略带怯弱的方式表现。但就是这样的“憋”，让他感受到了压在心里的能量，想要去做些什么。

参与了几场映后活动，在现场看到不少女性观众观影后由衷的感谢这部电影。在谈性色变以及缺乏基础性教育的中国，大多数女孩在遇到类似的事件，都选择了沉默，甚至是在长大后才意识到自己被性骚扰。一部好的电影，首先扛起了它应有的责任。

影片的结尾，小米穿着白裙子骑上莉莉的电动车疾驰，再次踏上漂泊的未知。就像影片的英文名《穿白衣的天使》一样，无论她今后的遭遇如何，无论等待着她的会是什么，她永远拥有精神上的纯洁。

这份纯洁，需要整个社会的保护。

· THE END· 这是“不散”的 第507期 文章，诚意推荐，得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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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梦露塑像的镜头与人物心理

具体到影片中，梦露塑像总共出现了七次，其中两次仅作为相对次要的画面背景掠过。故本文将剩下的五次进行单独分析（序号后为塑像出现的时刻）。

1. 01分31秒

影片以海边崭新的梦露雕像开头。小米绕梦露的脚踱步端详，小文则与同学、干爹（即之后的性侵犯者）来梦露脚边拍照。之后，小米逆着太阳光仰视梦露裸露的大腿与被白色内裤包裹的臀部，拍摄照片，表情急切中带着疑惑。

梦露的第一次出现便带有强烈的符号意味。一方面，由于其体积庞大，摄影机并未捕捉其全身的完整形象，而是透过小米的主观视角「仰视」她。另一方面，两位主要女性角色对待同一座梦露雕像的态度已经开始营造影片的戏剧冲突并构建女性处境的相对立场：小米对梦露的存在表露出疑惑，而小文则欣然接受作为「景观」的梦露并与之合影。

2. 45分36秒

梦露的第二次出现在小文离家出走时。当时遭性侵后的小文被愤怒的母亲剪去了长发，深夜寻找父亲不得，投宿于梦露脚下。摄影机再次以从下到上的摇镜缓缓扫过梦露的身躯以代表小文仰视的视角——这种态度与之前存在相似却又有细微的差异。小文此时已不再将塑像当做普通的旅游景观，它既承载着她有同学陪伴的美好时光、也勾起她与侵犯者的共处记忆。因而小文一方面将其当做暂时的庇护所，另一方面又抱着心爱的鱼缸流露出不安的情绪。

3. 76分04秒

梦露第三次出现时，小米同在民宿工作的好姐妹莉莉因为并不爱他的男友的诱骗而被陌生老板性侵，小米自己也因为与律师交流泄露信息而被民宿老板开除。梦露的脚跟、脚踝已经被小广告贴满，污迹斑斑。小米尝试着将广告撕下，却无力清除。

这仅仅是公共旅游区的一种常见现象，但在影片中，被污染的梦露正如被玷污的女性。小米此时心中仅有的同情与愤懑也是被压抑的、空洞的。她自己还在利用拍摄的犯罪证据视频（性侵者进入小文房间）勒索性侵者来换取自己的利益（假身份证）。她心中有对莉莉、小文的几分同情，却在自己的生存困境面前无法出手相助。

4. 96分48秒

这是梦露唯一一次没有与主角一起出现。在几位工人的拆除工作后，肮脏的塑像被大型起重机吊起——这也是梦露正面的笑容第一次出现于画面之中。镜头从上往下摇动，下坠的运动轨迹暗示着梦露作为女性符号的倒塌。在此之前，小文在公安局特地安排的专家检查中被认定为「无损伤」。现实生活中对女性的巨大伤害被抹去，而在黑夜被悄然移除的梦露塑恰恰是这一过程的隐喻。

5. 104分22秒

梦露在结尾出现，与开头呼应。被开除后又被夺走钱财的小米投靠莉莉的男朋友，成为了一名雏妓。当她穿着白裙等待职业生涯第一位客人时，性侵案件真相水落石出的消息从广播中传来，她最终选择了出逃。

当她如《四百击》中的少年一般出走时，在高速公路上偶遇了曾经心爱而如今被搬运也将被遗弃的梦露塑像。小米眼中先流露出错愕与惶然，之后转为坚定与决绝。她的身体微微前倾，加速电动车试图追赶被遗弃的梦露。最终的镜头停留在她们的背后，小米的视线依然与梦露的裙摆形成另一空间角度下的仰视关系，而客观上她们处于同一水平线——这似乎潜藏了小米作为勇敢选择的年轻女性拯救任人摆布的女性符号的可能。

从以上五次梦露镜头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梦露与影片中两位主要人物的情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既有对其美丽的歆羡、仰视的依赖，也有对这种形象存在的怀疑，最终演变为另一种尊敬、同情与付诸行动拯救的可能性。

二、梦露塑像与其他女性符号

梦露塑像在《嘉年华》符号系统中居于核心地位。它是影片海报的主体——这某种程度上已经表明它在影片中的关键作用。影片中也设置了诸多与之相联系的物象符号，最终反映出中国女性的性别境况。

1.

首先是梦露最为标志性的白色连衣裙。影片英文名即为「Angels Wear White」，呼应了梦露的白裙。影片中，小文在被性侵之后遭到母亲的荡妇羞辱，母亲发怒时的第一行动便是撕破小文的裙子。小文流浪海边，看到新婚爱侣们拍摄纪念照时的婚纱同样是白色的。影片结尾，小米身为雏妓接待客人时穿的衣服是白色的裙子，但做出选择逃跑时的穿著同样如此。

2.

其次是梦露玫瑰色的脚趾甲。这是小米与小文都特别注目过的化妆形式。而影片中更多的化妆品出现在成人的世界之中：莉莉在男朋友来民宿时需要小米帮她在夜晚关门，便以口红作为交换；莉莉在镜头前常常涂脂抹粉，而被性侵后则以素颜示人；小文在被母亲剪去长发后，她直接的报复手段便是剔去母亲妆奁中剩余的脂粉；而影片的正面人物郝律师的妆容则较为淡雅，并无过多修饰。

3.

第三是梦露的金色头发。商会会长在性侵之前给小米和朋友买的假发便是金黄色的，而这顶假发在打扫卫生之时被小米收为己有。小米非常珍视这顶美丽的假发，但却一直藏着。之后被莉莉的男朋友拿去玩乐、并作为要挟小米泄露事实真相的筹码。金色假发与指甲油同样是一种装饰物。

4.

第四是梦露甜美的笑容。影片中既有小文在与朋友玩耍时愉悦开怀的笑容、郝律师在与小文、小米交流时关切而睿智的笑容，也有多数女性角色在面对男性角色时献媚的笑容：莉莉在面对年轻警察时巧笑迎合，在面对老板的指责时用笑容乞求轻罚，被男朋友拉着陪陌生男性喝酒时露出尴尬的笑——小米在面对警方调查时同样如此；小文的母亲在配合警方调查时同样陪出笑脸。

5.

第五项则涉及梦露这一形象与外在世界的关系，这便是梦露的被拍摄的状态。无论在现实的历史还是影片虚构的情境之中，梦露都与摄像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梦露塑像这一春光乍泄的动作最初出现在美国著名导演比利·怀尔德的《七年之痒》中，并以影像的形式逐渐广泛流传，成为具有丰富文化意义的符号。

《嘉年华》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非常多关乎拍摄的人物行为。小米在影片开头便拍摄梦露塑像的臀部，小文也与梦露塑像合影，新婚男女成双成对在海滩边拍照。另一方面，小米在看到性侵者进入小文房间时也果断地拿起了手机拍摄——这段录像是小米换取金钱的筹码，又是最终案件的关键证据。

从以上几种符号的延伸中我们可以看出，影片中诸多与女性相关的物象都与梦露塑像有着紧密的联系。它们一方面来源于合情合理的现实生活，另一方面又共同构成了较为复杂多层次的符号系统。必须注意的是，以上列举的每一项的内涵都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具备正反的多重内涵——显然，文晏的态度是审慎而复杂的。在这种多义性中，我们方能认识梦露塑像完整而丰富的内涵。

三、梦露塑像的三重内涵与性别意识表达

导演兼编剧文晏在一次电影映后交流中曾提到梦露塑像的创作动机：

这个形象在过去六十年以来，不止是西方世界、更是世界上最标志性的女性被固化的形象。我在写剧本的时候，看到南方一个小城市盖了一座号称世界上最高的梦露，有8.8米，但过了一个月就被拆掉了，原因是因为那个裙子飞得太高了。

显然，影片中梦露塑像的遭遇在现实社会中确有其事，而文晏将对相关事件的思索融入了《嘉年华》的艺术创作之中，产生了梦露塑像这一极具辨识度的电影符号。根据之前的镜头与符号分析，我们可以将梦露塑像的含义分为三个层次。

1.

首先，从最浅层的角度来看，梦露的形象是一种纯洁与风骚碰撞的美。她的身体、她的表情、她的姿态融合为极具风情的整体，纯洁清新而又奔放自如，羞赧中带着俏皮——似乎没有人能够否认她的美，就像影片中小米、小文以及其他游客自觉或是不自觉地与之合影一般。这种美让人抛开现实而沉浸其中，是未经审视与理性过滤的。

2.

其次，假如我们重新将这种「美」放置于当前的社会性别语境下，它便是一种经男权社会凝视与规训的美感。在大多数人（尤其是女性）眼中，这种美的认同并没有经过太多理性的审视，因而其中更为复杂的建构过程往往被忽略。它让多数男性为之倾倒，因而成为较多女性追求的具有典范性、标准性的美。

梦露金色的鬈髪、纯白的衣裙昭示着一种处女般不受沾染的纯洁，而她看似无意实则经有意设计的被风掀起的裙摆、低至胸口的上衣、丹唇未启的弧度又隐含着一种轻佻而魅惑的性引诱。最令人心醉神迷的大概还是她微微前倾、捂住私处的动作：这个动作既是对自己身体部位的保护，又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裸露——继而在观看者的视角下形成欲拒还迎的无限遐想。这种种美感的建构，无不是传统男权社会施加于女性的刻板印象：传统男性既希望女性是纯洁而高尚的，却又希望女性在面对自己时是愿意献身、释放诱惑的——当女性显得过分放荡抑或过分拘谨时，她们都不会符合男性的想象。这种纯洁与淫欲的尺度必须由男性掌握与审视——而梦露似乎是一个可以符合这种欲望标准的平衡点。

在影片中，我们便能看到小文的活泼、莉莉的娇羞、以及小文朋友的天真愚昧。我们无法直接批判这些表象必然是丑陋的，但是他们的共同特征便是男权目光期待下的女性形象：永远可以居高临下地摆弄、意淫，更可以随时丢弃。因此，当男权社会意识到梦露塑像可能意味着一种性的逾矩、一种对规训的超脱时，它便必须拆除它。拆除意味着男性权力的行使，意味着压抑女性自主解放的可能。

3.

影片最终，小米眼神坚定地追逐被拆除的梦露塑像。这一行动所暗含的是一种重塑梦露形象女性主体地位的要求：纯洁、放纵或是若即若离的诱惑并非女性的原罪，它应该是一种摆脱男性目光束缚的自主状态。

在影片中，小米一直不算是传统的女性形象。她的面容谈不上娇俏且没有装饰，她的衣着缺乏搭配，她的性格不够温柔——就连在男警察面前的礼貌也显得极为不自然。然而，尽管她是如此的不合男权社会规范，她同样受到了男权的侵犯——又或者说，正因为如此，她才遭受侵犯。她意识到：她不可能在社会对自己所处的性别群体的态度中置身事外。她一边将犯罪证据视频交给律师寄希望于小文的拯救，一边绝望地开始了被迫贩卖身体的人生。而最终前者的希望浸染了后者，不论结果如何，她决意选择自由——并在梦露塑像擦肩而过时决定参与其中，去重塑这种女性群体性的自由。

此时，小米所追逐的梦露已不再是那个被凝视的、被束缚的梦露。正如莉莉的耳环被摘下后又被小米重新戴上，梦露的性意味被无情压抑却依然萌动而具有生命力；在被男性权力毁坏之后，它反而具备了重生的能力——而重生的可能性便掌握在如小米一般勇于自主选择的女性及其同盟者手中。它们的任务便是将梦露的纯洁、奔放包括性内涵真正从男性目光中解放出来。白裙与否、化妆与否、微笑与否，都不能直接决定女性的属性。在这一升华的状态中，女性获得的是真实、自主而丰富的人生选择。

综上所述，《嘉年华》中的梦露塑像在人物心理、符号设置以及最终的主题表达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形成了对当下中国女性现状的映射，也潜藏了未来性别平等的光明可能，从而达致了视觉奇观与社会现实的流动性重叠。在影片中，梦露既是被凝视、被毁弃的对象，又暗含了解放的主动性。由于这一核心符号的多义性，影片的女性主义思想也不再单一僵化，而涵盖了多重选择的范围指涉。因而《嘉年华》所内蕴的性别平等要求既有着强烈的反压迫意识，也是流动、可塑、开放的。

我向来不喜欢用“好看”和“不好看”来评价一部电影，我觉得电影不应该用“好看”和“不好看”来分类，我更倾向于说它们好不好，或者值不值得看。

从《盲山》到《亲爱的》，到《二十二》，再到《嘉年华》，都告诉我们有些电影可能不够精彩，不够有趣，但它们承载的意义超过了电影本身。电影的功能从来就不只是娱乐，有时它们也能改变我们的生活。

《嘉年华》是今年威尼斯电影节唯一入围主竞赛的华语片，也是今年最好的华语片之一。

电影围绕女孩小文和小米展开，聚焦未成年少女在成长过程中所面临的社会恶意和困境。

小文是一名12岁的学生，父母离异后和妈妈一起生活。

有一天，小文和同学小新被高官刘会长带去旅馆，并实施了性侵，这将成为伴随小文、小新一生的阴影。

然而比性侵更可怕的是，小文身为受害者在事后还受到各种折磨。

医院两次对小文检查，先后得出了不一样的结果，第一次说小文失贞，第二次由于被收买竟然说小文的身体完好无损。

医生不顾小文的感受，在媒体面前公开发表检查结果，意味着小文年纪轻轻就将面临人们的议论纷纷。

除此之外，警察以查案为由多次逼迫小文回忆当晚的遭遇，不断让小文回想起她这一生最痛苦的经历，不断让小文遭受二次伤害。

而小文的妈妈不抚慰小文受伤的心灵，反而剪掉了小文的头发。妈妈不想办法让坏人伏法，反而谴责受害者，口口声声对小文说：“叫你穿那些不三不四的衣服！”

爸爸更是软弱无能，面对女儿的离家出走，竟然说要让妈妈把她接回去。

而经历这一切磨难的小文，仅仅只是个孩子。

我们无法得知她的身心有多么痛苦，也无法得知她是如何挺过来的。

我们看着这一幕幕画面，心如刀绞，想要帮助小文分担一点伤痛，却又无能为力。

另一边，酒店的服务员小米通过监控录像目击了案发经过，她有刘会长犯罪的确凿证据，但为了保住月薪不足600块的工作，选择了沉默。

酒店一晚上的房费就要700多，可能她觉得能住在这里的人，永远不需要她的帮助。

原来，小米也是广大女性弱势群体的一员，她三年前从老家逃出来，颠沛流离了15个城市。至于她为什么离家出走，我们无从得知。

我们只知道当人们问她想不想回家的时候，她说不想。

我们只知道她宁愿守住这份月薪不足600块的工作，宁愿每天打扫房间、洗碗、倒垃圾、做别人不愿做的活，也不愿回家。

在我们看来，这位10多岁的未成年少女，本应该像同龄人一样在学校上课、和同学玩耍，此时却干着与年龄不匹配的脏活累活，拿着比法定最低工资还低的收入，堪称地狱般的生活。但在她看来，和老家的待遇相比这不算什么。

如果不是因为这部电影，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知道现今这个年代，还有女性具有如此悲惨的遭遇。

发生在小文和小米身上的故事看似夸张，但绝不仅仅是电影中的虚构故事，它们每年都在发生，就在我们身边上演。

关于性侵儿童的案件，很多都无疾而终，还有更多的是根本就不为人知。

导演将它拍成电影，让男女老少能够在电影院观看，就能够在一定范围提高人们的关注，那这部电影就比十部、二十部爆米花电影更有价值。

《嘉年华》的剧情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韩国的《熔炉》，但《嘉年华》丝毫不比《熔炉》逊色。

《熔炉》因为优秀的剧本、台词而非常富有感染力，很容易带动观众的情绪，让人看得咬牙切齿、义愤填膺，甚至潸然泪下。

和《熔炉》相比，《嘉年华》平淡了许多，或者说冷静了许多，显得不够催泪，给人一种“不好看”的错觉。

一部电影是否富有感染力、是否催泪并不是评判电影好坏的标准，反而我恰恰认为克制正是《嘉年华》的优点。

我们一向容易给感人的电影打高分，比如《7号房的礼物》《假如爱有天意》。并不是说它们不好，但我们打高分总是仅仅因为它们感人，而不是因为电影好。

久而久之，我们会产生“催泪的就是好片，不那么催泪的就是拍得一般”的错觉。其实，如果一部电影不刻意煽情，你所看到的才是这部电影是最真实的样子。

还记得前不久上映的《敦刻尔克》，很多人说它和以前的战争片相比不够燃，不够好看。恰恰相反，优秀的战争片绝不会以“燃”“热血”来宣扬战争、美化战争。克制、冷静地叙述才更能还原战争的真实，表面上不够好看，但内在所蕴含的艺术造诣却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

同样的道理，优秀的伦理片，也绝不会尽可能地催泪、煽情、感人。毕竟要把电影拍得煽情太容易了，煽情的电影人人都会拍，一年至少几百上千部。

只要你刻意将主角拍得多么多么惨，将其它人拍得多么多么无情，正常人都会哭成狗。

但是哭过之后呢？

大家看哭了，就会去关爱儿童吗？就会去关爱女性吗？

根本不会。

大家只是当时觉得电影很感人，三天之后还是该干嘛干嘛。

就好比看到那些性侵的新闻，我们会难过、会伤心、会流泪，但我们无法阻止性侵案的发生，并且当下次发生性侵案的时候，我们能做的还是只有难过、伤心、流泪。

我们不只是需要知道发生了什么，更需要知道社会的反应，更需要知道事情后来怎样了、有什么进展、有没有解决。

《熔炉》整部电影都是在讲小孩有多么惨，校长权力多么大，司法多么不公，你当然觉得催泪了，但这是远远不够的。《熔炉》这部电影好吗？当然好，而且非常好。

但如果后面的电影再这么拍，就没多大意义了。

《嘉年华》和《熔炉》讲述的是相似的题材，但侧重点完全不同。

导演最大程度地弱化了小文被侮辱的过程，而是着眼于事后。导演没有通过“卖惨”来打动观众，短短10分钟就把小文的遭遇讲完了。而剩下一两个小时都是在讲人们对这件事的态度、人们的所作所为，毕竟这些才是最重要的，也只有这些才能真正让观众深思，更有实际的意义。

导演没有掺杂过多的个人见解，没有过多的感情宣泄，没有把观众往特定的方向引导，而是客观、踏实地讲故事，让观众自己思考。

导演选择了还原电影的原始之美，没有刻意煽情，叙事非常克制、冷静，节奏略显缓慢。《嘉年华》表面上平淡、不好看，其实让观众更有时间去思考更多的问题。

看完《熔炉》，我们只知道不应该伤害未成年人，只知道罪犯可以凭借权力减轻处罚。但看完《嘉年华》，我们还会思考当未成年人被伤害后，我们可以做点什么。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嘉年华》丝毫不比《熔炉》逊色。

这也是为什么观影结束之后，全场掌声不停。

我当然希望再也不会有未成年人被伤害，但即便是司法再健全，永远都会有罪犯。我们不应该逃避性侵话题，应该勇敢面对，应该思考当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们做什么、不做什么，才不会让事情变得更坏。

妈妈怪小文穿着不保守，还剪了小文的头发，直接导致了小文离家出走。那我们是不是应该从中学会与孩子沟通？是否应该用教育代替责备？

无独有偶，小米宁愿干脏活累活、宁愿受非人的待遇也不愿回家，我们是否该反思对孩子的关爱还不够？

刘会长提出私下解决，承诺承担小文、小新所有的学费，那我们应该怎样制订法律，才能既让罪犯受到惩罚，又能让受害者得到物质和精神上的补偿？

小新的父亲选择了与刘会长私了，理由是：“就算判了刘会长又怎样？他关几年再出来可以继续呼风唤雨。但我们的孩子呢？就要被人们说三道四。”

性侵案时有发生，是否是因为犯罪成本太低，罪犯出狱之日就是放虎归山之时？我们怎样有效减少罪犯再犯的几率？

当我们得知儿童、女性受到伤害，又是否应该停止议论纷纷，多多给予关怀？

我们知道，女性地位最低的国家之一是印度，印度女性频遭性侵，2014年一年之内强奸案数量高达3万多起。

电影《宝莱坞机器人之恋》中，机器人将一名全身赤裸的女性从火灾现场成功救出来，无良媒体竟然纷纷拍摄，导致这位女生连忙说自己没脸活下去了，冲上街头羞愤自杀。

这种事情，真的仅仅只是发生在电影之中吗？

哈利·德莱福斯控诉凯文·史派西猥亵，竟然有人说他想上头条。

苏珊伯特伦指控“T-bag”罗伯特·克耐普对她性侵，竟然有人说女人太矫情。

章子怡多次拒绝韦恩斯坦，竟然有人说她蹭热度。

章子怡身为国际最知名的华人影星之一，需要靠这种新闻提升知名度？

格温妮丝·帕特洛称曾遭到韦恩斯坦性侵，竟然有人谴责她过河拆桥。

还有人质疑韦恩斯坦的受害者们事后出来装圣母婊，早干嘛去了？

难道不正是因为《嘉年华》中小新的父亲怕人们说三道四，不正是因为《宝莱坞机器人之恋》中无良媒体肆意拍摄，不正是因为受害者怕人们议论纷纷，不正是因为这群键盘侠谴责受害者，她们才不敢说出来吗！

难道在不尊重女性方面，我们已经变得和印度人一样了吗？

发生了性侵案，我们可能的确帮不上忙，但我们可以停止谴责受害者，她们不是被八卦的对象，也不是我们宣泄苦闷的工具。

我们总是对坏人太宽容，对受害者太苛刻。

《嘉年华》中，小米的同事莉莉说“下辈子再也不做女人了”，随后离开了这里。

而故事的最后，小米也骑着摩托车踏上了征途，驶向未来，驶向自由。

这让我想到了印度电影《炙热》，三位妇女在受尽苦难之后结伴踏上了寻找乐土的道路。

我佩服她们的勇气与坚强，但同时我又希望有那么一天，女生们不需要以这种方式追求自由，她们在家里，在学校，在公司，在整个社会的任何角落都能受到平等的对待。

而史可饰演的律师不怕困难与危险，为了帮助小文讨回公道，公然与警察、与刘会长作对。

当人们问她：“你干这行十多年了，就没想过做点别的吗？”

律师说：“这类案子需要做。”

没错，这类案子需要做，《嘉年华》这样的电影也需要存在。不仅如此，还需要家长带着孩子、需要老师带着学生去看一遍。

《熔炉》上映引发韩国民众持续关注，韩国国会因此改变法律。韩国警方再次着手对“仁和学校事件”进行调查，涉案人员被重新起诉；《断背山》让人们明白同性恋和异性恋一样正常；《一个国家的诞生》影响了人们的种族观念……

我们总觉得看电影只是消遣娱乐、放松心情，对生活、对社会不能带来任何帮助。实际上优秀的电影小到能够改变我们的三观，大到能够改变整个世界。

《嘉年华》绝不应该用好不好看来评价，如果它能让人们更加关注儿童、女性，这部电影本身的意义就值五星。

电影之中，小文妈妈把责任归咎于小文的头发和衣服的行为实在让人心寒。

人们总是批评受害者打扮得太美，什么时候才会谴责坏人的禽兽行为！

人们总是安慰受害者要学会坚强，什么时候才让坏人接受应得的惩罚！

人们总是告诉女生好好保护自己，什么时候才教育男生不要伤害别人！

　　我偶然看到过一条关于相亲的微博，是一个男人对自己相亲经历的吐槽，说“为什么现在外表清纯的年轻女孩都结过婚堕过胎呢？我想找个单纯的女孩就那么难么。”我回了一条——如果她不是年纪轻轻又单纯会那么随便就结婚还堕胎吗？

　　“单纯”和“结婚堕胎”，看起来是矛盾的，哪怕是中国已经脱离封建社会很久很久，也依旧有人认为女人结过婚就“不值钱”，堕过胎就是“坏女人”。这一切根深蒂固思想，正源于我国祖祖辈辈的对女人的物化，和对性的藐视以及污名化，在男权统治的社会在长年累月下形成加诸女人的无形枷锁。

　　《嘉年华》通过讲述一宗强奸幼女案发生后的一系列事件，讨论女孩和性的关系，以冷静的视角展现一部分关于“性”的社会现实。

　　片中三个年轻女孩，小米，小文，莉莉，她们有着不一样的性格和家庭背景，却又有着不止一个的共同点——爱美，无知，无所依。

　　首先是爱美，这里有个无法省略的关键设置，一个庞大的梦露雕像，梦露是个不因时代改变而褪色的性感标志，她代表最纯粹的女性之美。影片开头，崭新的梦露像矗立，小米走过来抚摸雕像，她非常认真的看着雕像的曲线，描摹雕像的红色指甲，神色憧憬，没有任何亵渎之意，她对待雕像的态度不像游客，她会愤愤地撕走黏贴在雕像腿上的小广告，这是一种保护者的姿态，说明梦露的雕像在她的心中有着不一样的一席之地，之后她偶然得到了小文遗留的发套（我将之看作梦露的另一个化身)，也像是得到了不得了的宝藏一样要珍藏着收起来，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仔细观赏。然后是小文，她戴着金色发套和朋友去唱歌，她有很多条小裙子，在她的母亲要扔掉裙子，要剪掉她的长发的时候，一直沉默着的她终于尖叫大哭。无论是裙子还是长发，这都是象征着她所喜爱的女性之美，象征着她性别意识的生长，是她无法割舍的珍宝。最后是莉莉，她被旅馆的经理训斥“打扮得像个妖精”，她比小米大一些，看起来也许二十出头，只是个旅馆前台，和小米一样挤在员工宿舍，所以她并没有钱，但是她依旧会花钱买新的耳环，给自己涂上指甲油，她是三个女孩之中唯一一个会真正打扮自己，并认为自己的美的人。

　　如果说爱美，爱自己的女性之美，是自我性别意识的崛起，那么无知，就是缠绕在这些女孩身上的荆棘，这种无知在不经意间会把她们的人生拖进一个她们绝想不到的泥潭里。和朋友新新一起唱歌过夜，被新新---的“干爹”夺走初夜的小文，她们只是小学生，她们连处女膜都不知道是什么，她们受完伤害选择不回家，不告诉父母，因为她们害怕挨打——这意味着不受辱骂，不受皮肉之苦对她们来说更重要，她们不知道在那一夜之间失去的是什么，她们不明白性是什么，更不知道性会给她们带来什么伤害。张新新为了摆脱责骂将一切都推给了孟小文，而孟小文只会哭。小米作为唯一一个知道事情真相的目击证人，她同样不知道性意味着什么，而比她大些的莉莉，直接给她说明了性能换钱，特别是处女。莉莉无形中帮了小米一些忙给了她暂时的庇护，也许她真的将自己当作了小米的姐姐，但她将自己物化并把性当作工具的概念，亦是无形之中传给了小米，就像影片最后，小米接客前坐在梳妆镜前打开的盒子，里面有莉莉留给她的化妆品和耳环。

　　无所依，是小米未曾对小文与小新施以援手的重要原因，片中的郝律师有一句话：“你认为住的起这样房间的女孩永远都不需要你的帮助。”律师在只知道小米的月工资只有六百的情况说了这一句话，但她还不知道小米是黑户——黑户，就意味着她只能身处社会的最下游，找不到稳定工作，找不到稳定的栖身之所。她才十五岁，三年前从家乡跑出来后已经呆了十五个地方，却依旧不想回到她的家。她的家到底发生过什么？莉莉比她稍微好些，但她同样是一个看不见自己未来的女孩，因为她在对小米说到未来的时候，说“也许你以后也能当个前台”，更早的时候她还说“你是个雏能卖个好价钱”，在她的眼中，前台是个不错的活，处女膜能卖个好价钱是不错的事。她知道她的男友小健是个只认钱的流氓，却仍旧怀着给他生个孩子从此栓住他的美梦。也许别的像她那么大的女孩才刚大学毕业，也许才刚是个社会新鲜人，而她早就已经被社会蹂躏成了一个没有未来的人。小文，她还有家，但她同样不想回家，因为她有一个只会跳舞抽烟的母亲，她的母亲叫她父亲窝囊废。在事情发生之后，小文得不到母亲的一丝关怀，她的母亲打她骂她，说她不三不四，要扔了她的裙子，剪掉她的头发，就像要亲手抹掉她的性征——她借由荡妇羞辱她的女儿以躲避自己身为母亲的职责，和在郝律师询问事发时她在哪的时候，她依旧用嘲讽的语气反问逃避她的职责一样。而小文的父亲，一开始也并不希望女儿留下来跟他一起住，显然的，她的父亲甚至没有合法的地方收留她。身为父亲唯一比母亲好的一点也许只有不会羞辱她，并把她当作受过伤的孩子安抚吧。

　　影片中几乎所有成年人眼中的性都是邪恶的，沾上性的未成年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比如说说“现在的孩子什么都懂”的王队长，他用荡妇羞辱受害人来摆脱自己应该伸张的正义，比如说骂自己孩子不三不四的母亲，她用荡妇羞辱来摆脱自己应尽的责任，他们不告诉孩子们性是什么，他们只让孩子感受性的侮辱，他们逼迫受害者承认自己犯了错。只有郝律师一人在找寻正义，只有她告诉孩子，你受到了伤害，别怕。而本应该跟她同一阵线的警察队长，默默地成了加害者。也许她一辈子也做不成有钱有权的大律师，也许她一辈子都要不被人理解，她就像个理想化的灯塔，哪怕她只有豆大的光芒，她却是唯一一个有担当的社会人。

　　不健康的家庭即使健全也不一定就会养孩子。小文的同学张新新有一对懦弱的父母，让自己受了性侵的孩子依旧不懂性是什么，敢去和恶魔做交易，一点小小的恩惠以为自己的孩子以后有出路了，其实无非就是懦弱胆怯，如果不是将自己的孩子安在了不光彩的位置，为什么还要害怕别人的目光？恶魔给的承诺会成真吗？如果他是一个信守诺言的人，他就不会在给小米的钱里装上追踪器，不但要把钱抢回来，还要把人打进医院，如果他还是个人，他就不会借酒装疯，强奸两个小学生了。然而恶魔的诺言即使不成真，小新懦弱父母也依旧会懦弱下去，他们的妥协真的是为了孩子吗？还是为了保全自己？

　　影片中的男性，大多是卑劣而功利的，他们是力量与支配者的代表，哪怕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不高，却依旧足够摧毁比他们更加弱小的女性。莉莉的男友小健只把她当成一个玩物，可以随便送给更有权利的人玩，他把小米当成赚钱的工具，他自己做嫖客，让女孩做妓；本应是正义化身的警察队长，是个联合法医为权下跪，抹黑受害人的王八蛋；张新新的父亲自己亲手把女儿送去认干爹，所认非人，受害之后还把女儿卖了个好价钱；唯一一个给人心理安慰的男人只有孟小文的父亲，这个被讽刺为窝囊废的男人终于在最后站出来维护了自己的女儿。这样人在我们的社会中并不少见，强奸幼女的刘会长不是孤例，叫女友去卖淫的流氓不是孤例，叫亲女儿认干爹的不是孤例，逃避责任的亲妈不是孤例，他们的共同点是不把孩子当作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人，不把女性当作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人，他们是人就会有喜怒哀乐，有自我的抱负，而当他们的个人意愿不被尊重，他们的身体和心灵遭受践踏，那就是一个人一生的悲剧，是整个社会的失格——为什么社会会允许儿童被任意侵害，为什么社会会允许女人被当做工具？

　　影片的最后，是全片最为辛辣的讽刺桥段，电视机中放着孟小文张新新事件的法律处理结果，受伤的女孩得以取回公道，以权谋私的坏蛋被送入监狱，国家宣传正能量，要关爱未成年人成长……而在电视机前，是正在梳妆打扮，未入成年却即将卖身的小米。也许终于有更有权力的上峰看到了小文小新的不幸，但他看不见小米这种女孩的境遇。幸福的人活在新闻联播里，不幸的人活在社会每个角落里，周而复始。小米最后还是逃出了嫖客的房间，开着她的小摩托驶向未知。她说她喜欢这个城市，因为哪怕是乞丐，夜里也能睡个好觉，可是她还能继续呆在这个城市吗？旅店的老板不会要她这个黑户，而她身后的健哥，会放过她吗？巨大的梦露雕像被移除，被抛弃，抛向一个未知的角落，就像在摩托上的小米，她又会驶向哪里？天大地大，到底有没有属于她的安身之处？

　　许多人认为这个结尾过于仓促和突兀，也有人猜测这是为了过审而刻意为之，但我却想到了一本书，紫金陈的《长夜难明》，整本书里都充满着为了寻求正义而伴随的悲伤和绝望，书的最后，也是一句话带过，看似是一个好结局，就如《嘉年华》的结局一般，但其实在这结尾后面，仍然是茫然和未知，就像我们每天看到的社会新闻一样，今天是留守儿童被集体性侵，明天是幼儿园虐待在读幼儿，后天又会是什么呢？人有千千万万，世上总有你想象不到的黑暗，有你束手无策的现实。而我想，这部电影诞生的意义，是告诉所有人，永远不要放弃反思，不要放弃抵抗，也许我们仍在黑暗之中，也许现实令我们窒息，但如果我们沉默，我们认输，那么将是全社会的沦陷，是周而复始的不幸，是我们将永远生活在我们自己唾弃的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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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安提戈涅的咆哮

公众号@佛系独角兽

很久没在影院看过如此平实自然并贴合现实，几乎完全削弱男性角色一贯的既定主导优势侧重于女性角色的刻画、触及敏感还能安好上映的国产电影（看得出有妥协的成分，但没多大影响），非常难得。近年来女性导演的活跃度相当高，才华尽显，佳作不断，展现出比起男性导演更为细腻沉稳的强劲实力，更能设身处地的站在女性的立场来看待和思考问题，但在国内几乎难得冒出来一个。没抱多大期待看了《嘉年华》，超出预期的好，看到了一个仅透过女性视角用精准的镜头果敢的对准社会阴暗面并投入关切目光的女性导演，着实令人惊喜。

片中以配角出现的男性角色几乎都是以负面的形象示人，窝囊的父亲，势利的老板，只认钱的小建，知法犯法的王队，滥用职权的无耻高官…，虽没多少戏份，但从典型的中国式社会结构和形态来看，男性依旧占据着更多（高）的自主权和社会地位，无论是情感或生理(先天），抑或社会处境中的生存状况和附加定位（后天），女性都是容易受伤害的一方，但不少女性依然很传统或单纯的对男性抱有一定的幻想和依赖，这点从片中小文的母亲（把望夫不成龙的愤恨发泄给孩子）和莉莉的身上可以看到对男性期许的幻灭所受到的伤害，女性需要独立的意识显得更加强烈，同时也能了解到家庭的情况对于孩子的健康成长起着非常关键的重要作用。

导演文晏并未单一的围绕一个女性角色展开，而是通过一起极具社会性的性侵事件串联起几个不同年龄层和身处迥异生活环境中的女性角色，侧重的则是未成年人女性这一类，一旦没有了家庭的保护和安定，缺乏家人的关爱或是生活在一个不健全的恶劣家庭环境中，她们很可能会成为具有男性优势与不公待遇的社会体系中的受害者或牺牲品，片中未成年的小文和小米就是很鲜明的例子，父母分离，父亲无能，母亲无责，懵懂叛逆不懂事，身心接连受到伤害；小米离开老家到过15个地方，来到这里只因暖和，即便是乞丐在冬天留宿街头也不会被冻死，在旅店隐瞒年龄打工过活。她们做出过选择和挣扎，但换来的却只是伤痛和泪水。

现实是电影的灵感来源，前者要来得更加的荒诞和悲凉，不少局外人觉得文晏拍摄的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虚构故事，却有着一股真实和令人信服的力量。但作为当局者来看，却相当的现实和普遍，只是鲜少会搬上台面来看，无论是小演员形象老道的演绎，还是没有任何花里胡哨的拍摄手法，手持摄影或是特写镜头，自然而写实，节奏行云流水，没有多余的情感表达和说教成分，甚至没有利用配乐来达到渲染氛围或带动情绪的作用，带有主观倾向的意识给人一种客观影像呈现的感觉，观众的注意力会莫名的受到角色的牵引（紧随），投入其中换位思考，文晏拍得并没有很张扬或露骨，却很尖锐、内敛且直接的触及到那块常被忽视和掩盖的敏感面。

《嘉年华》会引起观众对于未成年女性问题的反思和关注，他们有着一颗在对于成人世界还未有太多了解却承受了太多伤害的脆弱心灵，变得敏感而封闭，小小年纪便要直面现实阴暗且丑陋的一面，没有社会保障和教育的引导，难以讨回公道，如何维持生计，想尽办法艰难生存，拥有超越实际年龄的成熟和城府，笑容和单纯逐渐消逝，取而代之的是犀利的目光、痛苦的隐忍和忌惮的冷漠。而她们的经历和处境同时也涉及到严峻的家庭和社会问题，另一名受害女孩的家人选择息事宁人（现实中太常见），自欺欺人地给孩子一个虚假的美好未来设想，这样掩盖事实的举动只会让这类事件更加猖獗，而随着孩子慢慢的懂事，内心深处永远会有个隐隐作痛无法愈合的伤口。

畏权的下级不敢吭声和反抗，要不就跟着同流合污，私下解决，暴力对待，弄虚作假，睁眼说瞎话，看到了一种手握权力、腰缠万贯即可为非作歹或任意妄为的病态社会体系，片中的成年人里愿意伸出援手并有勇气和能力帮助并捍卫她们权力的只有史可扮演的女性律师角色，但也难以解决实际根本的问题（戏外，这类事件还在持续发酵）。光看前面，小米和小文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伤痛，她们努力的想要从中摆脱出来，逃离只会打骂的母亲，耍小聪明走捷径只为生存，但回馈而来的依旧是充满荆棘的处境和自主权的缺失。全片特别惹人注意的是有很多象征性的场景、道具和细节， 来作为一种隐喻式的客观表达（给观众解读的空间），联想到了《雾中风景》中从海水中被托起的半握拳的大手。

文晏拍了一场属于女性的“嘉年华”，没有欢声和笑语，在藏污纳垢中流淌着她们的血泪、无助、孤独和痛楚。前后呼应的“梦露”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从小米抚摸她涂了指甲油的脚、拍摄她的裙底、撕下腿上的招贴广告，小文的金色假发，首饰、衣服、化妆品、生理（性），每个女孩都会经历的成熟过程，只不过片中的两个还未成年的女孩是充满污浊和伤痛的阅历推着她们从好奇、尝试到成为。最后算是一个看似积极的开放式结局，小文跟着父亲一起过上了安定的生活，小米则做出了人生重要的选择，逃离后与被拆卸的“梦露”在公路上平行穿行的一刻，像是告别过去重新拾起生活的信心和自主权、化被动为主动勇敢前行和追寻的象征。但放眼现实，悲剧却还在不断地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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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这里，因为暖和。夜里，流浪的人都不至于睡不好。”这台词来自电影《嘉年华》中一个流浪南方的北方少女，初听到之时只是揣测取景地在哪个南方城市，并无太多感触，但看到最近在北京如火如荼的公寓大清理大拆除活动，心中不禁一怔，这个国家似乎对人民还不够好呢，挤住在违章公寓中民众的经济条件可想而知，然而北方冬寒，让最穷苦的人民突然流离失所是件多么粗暴且残忍的事，毕竟北京从来都不温暖。当然最无法忽略的还是最近发生在北京的性侵幼童事件，又是北京，又是电影《嘉年华》，魔幻的互文，唯有一声叹息。

不敢说《嘉年华》是今年最好的电影，但我可以确定的是，《嘉年华》是今年最有社会担当的一部电影，也是近十年来中国最重要的一部女性题材电影。

巧合且无比讽刺的是，性侵题材的《嘉年华》上映之时恰恰赶上了北京性侵幼童事件的发酵，现实事件的残忍荒诞与电影作品的酸涩之间突然产生了一种无比强烈的互文，这种魔幻的对照不断的提醒我，我们现实的社会系统和价值体系有多么的不完善，而这种不完善，参与组成了当代中国人最普遍的“不安全感”。

《嘉年华》是近年来最重磅的一部国产女性题材电影，它简洁克制的讲述了一起未成年少女被性侵的事件，因为题材敏感，此类题材在国内非常少见，但是《嘉年华》克制的姿态似乎让它躲过了广电的判决。当然克制绝不代表没有力量，虽然是以女性作者温和与善意的方式完成了文本精神的传达，但情绪的克制之下，现实之残酷反而更加触目惊心。

电影中的女性均较为的弱势，离异带着女儿的母亲、被性侵的小学女生、打黑工的未成年流浪少女、被 混混玩弄的打工女青年、独力扭转局面的女律师构成了电影中主要的女性群像，虽然面临着现实的种种困难，但是电影中的女性均具备善良且坚韧的一面。而电影中的男性群像几乎全面崩坏，没有存在感的无能父亲(已经是影片中最正面的男性了)、贪心蛮横的旅馆老板、强奸犯商会会长、受贿的警长、玩弄女性的混混，电影中的男性角色大抵都带上了迫害女性的色彩。然而现实世界并不是男女平等的，这些崩坏的男性角色从权力和金钱上掌控了这个世界，现实也是如此。男性群像与女性群像处于一种明确的对立关系。

影片故事简洁，人物的塑造均准确到位，在艺术层面也有野心，有许多别出心裁的设置，如影片中巨型 梦露雕像的设置便非常具有象征意义，而且远远不止于一层，随着剧情的变化及人物的心理成长，梦露的隐含寓意一直在发生阶段性的变化，从一开始小米对雕塑女性特征的观察（指甲油、高跟鞋、裙底），到贴满各种标签和小广告的女性大腿，到剥皮断筋拆解梦露雕塑，到运货车上横躺的梦露雕塑，梦露的层层隐喻有层次的覆盖了全片。另两位少女在游乐场巨型喇叭上的嬉闹与呐喊戏也颇为精妙，影片看点实多，《嘉年华》的艺术性也无疑是今年国产电影的翘楚。

艺术性上的不懈探索，贴近地面的温和姿态，对现实社会问题的责任与担当。联想到近几日的种种魔幻事件，《嘉年华》应该赢得所有人的掌声，这是我所期待的中国电影。

11月24日，《嘉年华》上座率超17%，居当日新上映影片之首，侥幸逃脱院线一日游的命运。相对客观地说，影片在商业上的初步成功最大原因依然是实际上并不应该发生的“热点”事件。尽管一部优秀的艺术电影能被更多人看到着实是可喜之事，但是达成这一结果的方式却终究无法令人欢欣。

我在11月12日观看了《嘉年华》的点映，给出了今年第一个华语五星的评价；11月24日正式公映时去电影院二刷支持，依然维持了五星的好评。于我而言，影片最优异的一点在于对性侵儿童这一社会议题张弛有度的表达，并且在构筑影像世界的过程中将人物和情节开放给观众，从而呈现出内隐的多重层次，并在内隐中达到外向的社会批判力度。而在一些热点事件发生后，其社会意义也更进一步坚定了我五星的评价。

作为一部华语语境内题材、视角皆较为特殊的作品，《嘉年华》自上映以来也受到了争议性的评价。我也时常在这些给出的平庸较差评价中反复思索影片（以及一些影片外围）的问题，并尽力做出自己的解答。在让自己感受影片更多不同侧面以及不同友邻观看视角的同时，也希望可以更进一步地交流。在此将对这些问题稚嫩的思考汇总如下。

问题目录

一、《嘉年华》是在蹭热点吗？（……）

二、《嘉年华》对观众的积极作用只是在题材吗？

三、《嘉年华》的影像表达是贫瘠的吗？

四、《嘉年华》的符号运用是否刻意？

五、《嘉年华》的结尾是否削弱了表达力度？

六、《嘉年华》所呈现的是极端夸张的吗？（……）

七、《嘉年华》只是在做新闻报道吗？ （……）

八、《嘉年华》只是让观众可怜一部分人仇恨另一部分人吗？

九、《嘉年华》是一部格局狭隘的作品吗？

一、《嘉年华》是在蹭热点吗？

影片本身的创作肇始于2014年，性侵女童案件在当时已经有陆续曝光，但并未像近日热点(虽然事件并不完全同类)一般吸引广大观众的注意力。文晏的创作只是基于当时这一领域的客观状况。嘉年华的定档改档也早在某热点爆发之前，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说，影片并非蹭热点而是出于对社会现实的挚切关照(这是一个很愚蠢但依然有人质疑的问题)。

然而，当我们将视野挪向影片的宣发，这个问题就不再确切了。11月24日，《嘉年华》新宣传图释出，海报被染作一片血红，并加上了“救救孩子”这一在中国诞生了一百年的刺目标语。不可否认，这确实是基于热点风向所做的宣发举措。“救救孩子”这句以往在青年人朋友圈常作笑谈的话在现实面前释放了强大的道德感染力。如此看来蹭热点的行为是客观存在的，结果也是值得庆幸的，但是发生作用过程中消费热点的嫌疑终归让部分人无法完全舒畅地接受。

而影片在宣发其他方面一直没有过分张扬，即使是文晏导演领奖时的感言也并未就这个话题进行过多强调而只是只言片语精准总结。因此，我虽然不能完全认同这一行为，却又不忍苛责。毕竟，这可以看作基于现状权衡过后的适度催化措施。

相比宣发团队，或许观众的行为更值得探讨。无论是对这部影片还是对这一热点事件，观众们的关注能持续多久、行动上能改变多少总是绕不开的话题。而限于主观客观的种种限制（比如我们如何抵达真相、如何有时间去抵达真相），这些问题又断不能进行一刀切的讨论。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观看《嘉年华》这件事本身不应该成为通过“蹭热点”炫耀道德感的工具（也正是一部分人对道德感的粗暴强调让另一部分人产生了道德绑架的感受——而这一现象在《百鸟朝凤》、《二十二》等影片上映时早已屡见不鲜）。每个人观看《嘉年华》的感受与评价也绝不能被某个单一标准所束缚，应该推进的是具体意见的交流。（好的我承认这段话都是废话）

今年另一部受热议作品《二十二》

二、《嘉年华》对观众的积极作用只是在题材吗？

诚然，性侵女童的题材确实是长期缺位的（类似的有黄骥导演2012年的《鸡蛋和石头》与2017年的《笨鸟》）。这不仅仅是创作者的视野与勇气的问题，也是较严格的沈茶环境束缚所致。因而《嘉年华》在华语电影题材上确实做了开拓性贡献，更不必说其公映对大陆观众观影视野的积极作用。反过来，题材也给《嘉年华》带来了经济效益。

就目前而言，中国观众确实是看重题材的——或者说得更广泛一些，是偏爱故事与所谓的“内容”与“意义”的。《二十二》、《百鸟朝凤》是如此，前月热映的《看不见的客人》、乃至去年广受好评的《驴得水》等等同样如此。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的确是一种偏离电影作为“影像”本体的欣赏方式。但实际上，立足于影像本身的欣赏方式一直以来就是较高难度的，它可以作为一种欣赏角度多样化的趋势，却无法作为一个必须的衡量标准。

豆瓣评分高达8.6但也被不少影迷评价为“电视电影”的《相爱相亲》

但另一个疑点在于，除了题材吸引观众们走进电影院，这部作品的艺术形式就真的不发挥作用了吗？

只要有一部分平时看惯了热闹爆米花的观众在欣赏《嘉年华》时感受到了沉静、克制、平稳的力量，只要有一部分平时以多数电视剧为主要欣赏途径的观众在观看那些气若游丝的手持人物特写时发现了不同于以往的鲜活的影像体验，只要有一部分平时只能被动接受故事的全貌的观众开始注意到那些留白处的幽暗缝隙、开始花费精力去解读影片的符号隐喻……那么在题材之外，《嘉年华》已经承担了一部艺术电影的另一种责任——让更多观众体验更多不同的影像美学。

三、《嘉年华》的影像表达是贫瘠的吗？

这个问题或许依赖于对“贫瘠”一词的定义。假如说“贫瘠”本身就是一种美学风格，那么回答或许可以是肯定的；假如“贫瘠”只是一个对电影作为影像艺术的最低贬义评价，那么我恐怕不能接受。

影片的镜头全程没有可以称为宏大的调度。仅有的几个远景在海滩、游乐场转瞬即逝；剩余的时间中，我们看到的大多是围绕人物关系与情绪构建出的中近景镜头与特写镜头。比如小文接受检查后与妈妈对峙的镜头，妈妈的身体在镜头中被切割至腰部上下范围内占据画面右侧，而声音宣告在场的权力，小文的身体龟缩于画面左侧，静止且沉默；比如小文透过门缝窥探妈妈与律师的对话，从小文黯淡的面部转换到小文视角完成缝合；比如开头部分拍摄梦露像时对小米的情绪呈现；比如专家“检查”时那个无声处惊雷的主观镜头；……

如此种种镜头语言都是相对简约、没有复杂的表征层次的。在这种“贫瘠”之中，影像直接的叙事功能被不断弱化，我们看到的是作为影像在延绵的过程中捕捉、凝缩并展开人物情绪状态的能力。

在《嘉年华》的特写中，我们极少将注意力分配到人物之外的元素中。我们盯着人物的脸庞，像是隔着银幕尝试一种不可能的面对面谈话，这种“不可能”所蕴蓄的情绪张力始终在寻找一个出口——但是镜头几乎没有给我们这个机会，而是继续着它贴近却又漫长冷酷的编织与缝合；人物同样没有，主角的表情没有剧烈的变化，没有强力的纾解——压抑的影像空间就此形成。

另一方面，这种内向的压抑在影片整体中又形成了外向的展开。人物的面部和盘托出构成严格的束缚，却又将人物本身的内在开放给了观众。这种内在并非全部依托于演员的表演，而是在影片叙事所建构的情境中达成；加上影片丰富而自然的可解读物象符号，人物的迹象性状态与围绕事件的理性梳理相辅相成，最终完成了感受与知性的融合。然而，“开放”本身意味着观众有最大的自主权，却也让影片承担了遭受“浅薄”、“贫瘠”评价的风险。

“开放”这一点在我个人的观影体验中尤为突出。在以往的二刷经历中，我常常会在影片当前的情节中不自觉地跳跃到之后的时空中，从而试图在对影片的条分缕析中寻找更多可能的联系（尤其是年初六刷《爱乐之城》时）。然而在二刷《嘉年华》的过程中，我几乎全程沉浸于对人物当下状态的感受之中，并未不自觉地与之后的情节勾连。这或许可以看作是《嘉年华》在影像本身的控制力与对观众的开放性之间所做的平衡。

导演文晏说，她想讲的东西都在电影里，以哪一个话题代入从哪一个角度解读，都是观众自己的事。当然，这句话实际上适用于任何作品，但是放在《嘉年华》这部作品上或许的确更为贴切。在影像表达的“贫瘠”之中，它隐忍了真正意义上的丰富。

四、《嘉年华》的符号运用是否刻意？

如我之前所言，嘉年华的影像构筑的是一个开放的空间。观众们看到的可以是最贴近生活土壤的真实，也可以是无处不在的具有象喻性的符号。大到游乐场、海滩、梦露像，小到金鱼、化妆品、裙子、头发，甚至是女性双膝紧靠的坐姿、粉红的色彩，都可以做符号解读。但诸如此类的符号无不是契合影片所构建的故事场域的、也是符合人物心理变化轨迹的。他们并没有给我刻意填充的感觉，没有造成我心理上的冗余与堆砌感，而只是沉默地被搬运、被展览，就像冷漠而疏离的景观。

作为“景观”的婚纱照拍摄

以梦露像为例。梦露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本身就蕴含了多重的意义，而这些意义也在影片中埋藏了多重层次。梦露一方面是纯洁奔放的女性象征，而另一方面这种“袒露”与“遮掩”的纯洁奔放又被男性所凝视；更可怕的是，在被凝视的过程中，女性反而以这种男性视角下的标准开始了对自我的规训；天使的白色被黑暗围猎，又因围猎而自觉地禁锢于白色之中。

小米对梦露好奇，小文对梦露依恋，她们只能看到那表层的美好并满怀向往，却不能领会这种美好如何被利用并成为枷锁；直到梦露像被贴上牛皮癣，它似乎才显示出它真实的模样，而小米却已不能接受。最终，小米鼓起勇气去选择自己的人生时，倒塌的梦露反而成为了她前行的动力。在这一系列符号运用的转折中，梦露像的复杂性被完完全全揭示，而女性存在的困境也被完美包蕴其中。

当然，我也不得不承认，最后梦露像突然被拆除确实是有点突兀（按照日常逻辑完全可以雇人清理牛皮癣，但好像也可以当做一种发展中城市乱建乱拆现象的表述）。但是作为影片结尾的升华，甚至可能是超现实的处理方式，我似乎也可以忽略这种可能的瑕疵。

五、《嘉年华》的结尾是否削弱了表达力度？

经过多位友邻的比对，《嘉年华》的结尾的确经过了调整。第一是剧本原先没有将罪犯绳之以法，但是影片成品加入。这一环毕竟是影片成品之前，与审查并无直接联系，但是应该有创作者对审查和公映的考虑。第二是在大陆公映版中将广播声音调高，这也是最受诟病的一点。

许多观众表示这个结尾莫名其妙，大大削弱了故事的可信度与冲击力。但其实首先，影片整体的剧作一直非常含蓄，有多处留白。而且联系之前的线索，要进一步向上抗争洗雪冤屈也并非不可能。其次，即使广播声音被调大，这也并不一定能削弱批判的力度。两条新闻“坏人落网”与“关爱孩子”本身的对比就已经足够讽刺，而在前面如此黑暗的发展中突然点破这一丝义正言辞的光明同样可以产生反讽效果（我们看过的大会听过的总结还不够多吗？？？）。一个个案并不能拯救一个群体，更不必说对个体本身的伤害法律根本无法挽回。再联系第四个问题，这是否正是一种超现实的处理？小米真的会突然丢下口红骑上车出逃吗？这个案件真的就这样解决了吗？假如我们在现实中习惯了对诸如此类事件的揣测，那为什么面对电影我们却放逐了自己的“想象力”呢？（换个角度来说，这恰恰证明了影片之前的处理已经足够压抑，因而观众呼唤结尾的情绪出口。）

因此，这个结尾同样是开放的，表达的力度依然视观众自己而定。

六、《嘉年华》所呈现的是极端夸张的吗？

无论是豆瓣还是微博还是朋友圈，在碰到揭露社会黑暗的作品时都会有类似的疑问。这依然受生活的环境和观众对环境的感知力的影响。就我个人在中国东部发达地区五线县城的成长经历而言，这些恐怕丝毫不夸张。而在更加发达的地区，这些问题或许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完全有可能被隐藏得更深、或者以其他更可怕的方式存在着。

影片并没有过分强调地理环境，观众们只知道这是一座商业气息并不太浓厚的海滨城市（取景地应该是厦门？商业元素有商会、客栈、游乐场、堕胎场所、大排档还有卖银等）。地理语境在这里是基本模糊化的，这一点和《相爱相亲》的处理类似，影片的故事场域通过地理环境的模糊而达到开放，从而更具广泛的映射意义。

七、《嘉年华》只是在做新闻报道吗？

我一开始非常不能理解这条评论，但还是尝试着寻找一些可能的理由。第一，这可能是因为影片开放的结构更多选择呈现现象，导致被评价“浅薄”新闻报道；第二，影片的女性视角不见得能为所有人完全接受，反而让一部分人产生厌女症；第三，影片客观上存在的人物扁平缺陷与冷感处理让人无法感受到人物的血肉；第四，影片内含的政治性斗争性意义大于人性剖析意义，因而有无良新闻媒体的煽动感，所以除了题材一无是处？

但是，坦白说，以上这些理由，我自己，完全，不能接受……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考察……

八、《嘉年华》只是让观众可怜一部分人仇恨另一部分人吗？

二刷中我个人印象最深的镜头就是两眼湿润的耿乐从黑暗中走出。他或许曾经是一个不负责任、对女儿缺乏了解的父亲，但是当他目睹女儿与“背叛”了自己的好友重归于好，在那一瞬间他似乎完全达到了某种神圣的理解。而在之后的事件中，身居底层的父亲也一直坚定地站在正义一边。这一角色几乎拯救了影片一边倒的黑暗男性形象，让我们对男权社会深恶痛绝同时感受到了男女之间交流互助的可能性。或者说，他跳脱出了男权社会赋予的属性，成为了一个生动的“人”。

而其他男性角色，从一直隐匿在银幕之后的刘会长到一直在台前演绎正义的王队长，从左右逢源的市井混混健哥到寥寥几笔勾勒的调皮男同学，确实没有一个是正面角色。对诸多非正面角色产生厌恶甚至是仇恨情绪都是观众自然的反应。但是由于耿乐这一角色的存在，使得男性这一群体并未沦落至完全被鞭挞的境地。

与此相对应，母亲这一角色也让本来就较立体的女性群像更加富于深度。作为相对负面的女性角色，母亲通过对小文的“荡妇羞辱”进行了二次伤害。这种女性受害者有罪的思维显然承继自男权逻辑，影片中的母亲形象也的确更靠近相对传统的男权社会，成为女性这一群体中刺目的缺口。

其他女性角色中，作为主角的小米因生活所迫而贪恋钱财，小文敏感而又坚毅，小新懵懂因而被谎言所驯服，莉莉经过谎言的创痛卸下了迎合的假面，史可作为拯救者知识精英女性则相对单薄。整体看来，女性的形象多元且结构完整。每个人物的背后都暗含了相对应的思考却又大多不显得功能化。（这一效果和影片的影像呈现方式密不可分）

回到这一问题中来，《嘉年华》是否存在着表达对男性群体的“仇恨”倾向？的确有，但是仇恨的与其说是男性群体这“一类人”，不如说是“男权”统治这一体系，或者从其他角度来说，是这个物欲（包括金钱也包括被物化的女性）的社会。反过来同样如此，女性群体的内部同样存在着矛盾，而这种矛盾恰恰是与对“一类人”的单一情感倾向相悖的。

诚然，在关于影片的讨论中，影片的复杂性容易被简化。这一方面是由于影片本身的确存在一些人物形象单薄的问题（尤其是男性），另一方面也是部分观众在讨论中自觉或不自觉的选择。这些言论或许不成熟、或许失之偏颇，但起码已经开始了反思的步伐，只不过更进一步的思考仍需要通过交流完成。（废话，划掉）

郝律师这一角色确实较为单薄

九、《嘉年华》是一部格局狭隘的作品吗？

某种程度上是这样。如豆瓣第一条短评所说，《嘉年华》是一部优秀的“青春片”。那么在呈现成长的过程中难免设置受限的视野。而影片已经通过不同年龄的性别角色结构呈现来尽力突破狭隘的青春片视角去达到社会批判的层次。

另一方面，所谓的“狭隘”，其实是创作者选择与裁剪的结果。假如《嘉年华》已经在讲述受害少女的青春成长这一个点上达到了深刻，那么所谓格局的“狭隘”也并不影响我对它的喜爱。毕竟没有一部作品可以面面俱到。

一个强行填入的结尾

11月26日晚，文晏凭借《嘉年华》获得第54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导演。而在昨晚的豆瓣首页，我也看到了关于“导演笑得这么开心救的到底是孩子还是自己的金马奖”的神奇评论。

然而，昨晚我还对这清奇的脑回路嗤之以鼻，今天欧盟影展看了《魔方》之后却反而对这种观点有了些许的理解。

这种抗议的背后是当代艺术在观照现实过程中普遍面临的问题。当艺术仅仅成为艺术自身，或是当艺术仅仅依靠于所处的场景，或是当艺术对现实的关照仅仅在为贫瘠的我们提供一剂安慰，这个世界就会陷入“魔方”的悖论之中。

我们所有人围着大银幕这片魔方欣赏，我们以为已然通过影像抵达了真实，我们为影片的现实批判意识所痴迷——然后我们继续站在魔方这一信任与关怀的圣所之外，继续占有“平等”的权利，继续拒绝平等的义务。

“打破沉默”、“救救孩子”，又岂是《嘉年华》一部影片所能做到的呢？

本文首发于《映画台湾》公号 11月13日

上世纪50年代，美国道德和性爱思潮的涌涨中，梦露妩媚性感的形象受到了广泛的追捧。几十年过去了，在中国某个小镇，因为裙摆掀的太高，梦露從女神变成了荡妇。

2014年6月，广西贵港，一樽玛丽莲•梦露雕像，构建之初就打出了“全世界最高梦露”的旗号。落成之后，人们争相簇拥在她的裙摆下，小心地窥探和议论着。

在商业中心街头矗立了仅6个月，因为“有伤风化”，而被有关部门勒令进行了拆除，性感女神最后如同垃圾一般躺在了郊外的废品处。

贵港的轰然倒塌，迎来了另一座梦露在《嘉年华》中的平地而起。

电影开篇，女孩小米站在巨大的白色裙摆下，她轻抚雕像鲜红的脚趾甲。

她神情满是惊羡，梦露在她眼里，只是好看的女人。

仿若西西里岛黑暗旋涡中的玛莲娜，越美的事物，越经不起俗世的洗礼。《嘉年华》像附在社会现实面上的油麻纸，你从外围看得通透，当时伸出手触碰，却发现这层薄纸脆弱得可以。

黑户少女小米在海滨小城的一间旅馆打工，时时面临着因为年龄身份问题而被辞退的危险。她替前台顶班的某个深夜，一位成年男子领着两名小学女生来到旅馆开了两间房。

当晚，小米在监视器中看到男子强行闯入隔壁少女的房间。事后，学校察觉出异样，将女孩们送到医院检查。处女膜破裂，两名少女被性侵了。可是因为旅馆的监控系统老化无法保存视频，警察缺乏证据，施暴者逍遥法外。

中国的电影工业环境下，投机者们渐渐发现，观众的情绪其实可以点燃和操纵。于是，情怀、爱国相继成为了可被消费的商品。正义感驱使下的愤怒，当然也可以被利用。

《嘉年华》的故事，很像一则社会新闻。女童被性侵放在当下，是一个非常可以引发讨论和关注的题材。

文晏难能可贵的一点，在于她从始至终都没有通过影像来发泄情绪获得共鸣和认可。

我们生活在一个似嘉年华般的时代，人们如同坐云霄飞车一般，尖叫着发泄着直观的感受。

无论是南京高铁猥亵养女事件还是留守女童被性侵案例，当这些社会阴暗面被曝光在公众视野下时，民众用键盘充当着自己正义使者的武器，喧嚣着“把这个禽兽抓起来”“还是不是人”，如此“正义凛然”的话充斥在网络平台上。

我们附和，我们赞同。

我们有太多愤怒，却太少思考。层出不穷的事情在媒体上逐渐冷却翻篇之后，人们又恢复到什么都没有发生的状态。

愤怒就像曾经向河流中投入石头，掀起过波澜，很快恢复平静，死寂到你甚至连波纹都察觉不出。那些遭遇过伤害的人，他们后来怎么样了？没人记得去关心了。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认为，酷刑作为一种公共景观已经消失。暴力并非只有被展示，从能达到惩戒暴力的目的。

电影当中隐去了犯罪人的形象、甚至连侧脸都没有。“我更想探讨其他人是不是尽到了责任？社会又给予他们什么保护了？”文晏在映后谈中如是说。

这场性侵在《嘉年华》中，只是引导观众去认识反思这个案件的媒介。而比性侵更让人心寒的，还有现实中无形而隐晦的羞辱和冷漠。

案发的当晚，两个少女小文和新新曾经向前台点了四罐啤酒。喝啤酒似乎不是一个“好女孩”该有的行径，于是警察审讯的时候对她们的口供表示质疑，不停追问着喝酒的细节。

即便是最亲近的人，事后也无法给受害人应有的温暖。小文的母亲得知此事后，痛苦又羞辱，在医院当面给女儿一巴掌。回家之后疯狂地扔掉女儿柜子里的裙子，嘶吼道“让你穿这些不三不四的衣服”。

不能说警察对少女没有半点怜悯，母亲就是冷漠无情的异类。相比无知到根本不知道处女膜是什么、那晚发生的丑恶为何的两个小学女生，成年人反而因为深知事情的恶劣性必然会更为痛心。

只是在痛心疾首之时，他们共同默认了这些事情因果中的“因”除了那个丧心病狂的禽兽，有一部分出自女孩们。

小时候爸妈就警告你，衣服不要露太多。为什么？因为会有坏人，这规训话语背后潜藏的逻辑是，行为不检点便会引来不幸。

所以，《嘉年华》中人物的举动和做法你并不会觉得怪异陌生，不会认为只会在戏剧当中出现，是被夸张、被反面塑造的存在。

他们真实，他们就是生活中的你，我，他。

对遭受性侵的未成年人实施羞辱和冷漠，是对受害人的进一步伤害。性教育在我国的缺失，则是把未成年引向恶魔的无形推手。

医院告诉女孩家属，二人处女膜破裂时，新新木讷地问小文，处女膜是什么呀。

影片中另外透露给我们的信息，拼凑出那个罪犯的身份全貌：滨海小城的一位有钱老板，同时还是两名女孩其中一位的干爹。

层不出穷的社会新闻中，对未成年人实施罪行的往往就是他们的身边人。

然而，某卫视的一档亲子节目，给女童安排陌生男子做父亲的做法依然“坚持不懈”着。因为话题之后是巨大的点击量和收视率，媒体更是乐此不疲地为本是“父女”的组合炒着CP。

娱乐至死的年代，不断地在消解着观众的思考能力，对某一部分观众而言，他们的偶像是肉体和道德完美的化身，他们听不得一丁点对“父女”组合的质疑，并回馈以“你思想怎么这么龌龊”的唾骂。

可层出不穷的案件发生之后，我们难道还不该拥有有一点独立思考反思的能力吗？

文晏在《嘉年华》中一一提出了这些反问。她把影像当作一把冰冷的匕首，直戳观众的脊梁骨，让你不寒而栗。

影片是以两个女孩的视点展开的，一个受害者文文，一个旁观者小米。但受害者和旁观者的身份在电影中，其实是互相转化着的。

不光呼吁着对未成年的性教育和保护，《嘉年华》也是为所有未成年孩子的安全发声。

黑户、童工，离家出走，小米的身份太过沉重，看似跳脱于这场悲剧之外，但是当她试图通过这件事来换取自己的安稳时，她也成为了受害者。

时间在电影中仿佛变成了轮回的管道，宾馆的前台，那个漂亮的堕胎出卖肉体的姐姐，似乎就是未来的小米。

仿若《尤里西斯的凝视》下的再见列宁，片末，梦露的雕像在广场上被拆除了。在导演文晏眼中，梦露不是女神、也非荡妇，而是白衣天 使（《嘉年华》英文片名ANGELSWEAR WHITE）。

小米穿着洁白的裙子，骑着逃亡的电动车行驶在公路上，逃过了出卖自己肉体的命运。

运送雕像的货车从她身后经过，压抑了许久的情绪，在这一刻随着音乐的响起得到解脱。没人知道她会奔向哪里，虽然前路未知，但人生最大的幸事，是生活依然存在着可能性。

《嘉年华》最想传达和期盼着的正是：有可能性的存在，才会迎来改变。

11月24日，影片会在全国上映。期待着这部片子会给这个社会带来那么一些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