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迷踪2015

我喜欢片子里面那种古旧其气息，很有时代感。九十年代，偏远小镇，不那么负责人的警察们。抱着自己目的的心理医生，将一桩其实非常简单的事情给弄得无比复杂，人心惶惶，还搞得全国轰动。甚至最后男主都疑心生暗鬼，自己吓自己
我喜欢除开那些装神弄鬼的别人觉得boring的探案部分。如果导演没把这片子排成恐怖、惊悚片而是老老实实拍一部平实的犯罪片，向十二宫学习，那么我可能会更喜欢一点。
至于演员表演，艾玛演技其实还是有进步的，作为一个看过她所有作品的人，我觉得她的进步很大了。这一点得肯定，但还是不能算很好，只能给一个OK。前面楚楚可怜的部分演得还挺好。但后面真面目露出来的时候，就比较刻意了，而且不知为什么明明应该让人影响深刻的转变，反而显得那么容易遗忘，只记得她可怜柔弱的一面。不知道是不是刻意为之。（另外，艾玛哭戏真的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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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回溯疗法？就是把你催眠，然后一步步诱导你回到过去，看你经历过的事情，从而找到你眼下的病灶。这个过去可以是几天前、几年前，也可能是几辈子前、几个世纪前。比如如果你后背经常有火烧般的灼痛，那么可能你几百年前是被人用火烧死的。这个听上去一点都不科学，但从1958年起，已正式成为精神疗法的一个分支，并且有了一百多起成功案例。

不过这部片子并没有很严肃的讨论这种疗法，而只是借用了一下这个概念。心理治疗师在本片中成为一个陪跑的角色。
本片回溯的[过去]是一年多以前，回溯者是艾玛沃森的父亲，回溯内容是他性侵了艾玛沃森。义愤填膺的伊森霍克对这个神情委顿的父亲穷追不舍，不由分说就在心里给他定了性，但是随着案件的进展，他逐渐发现这名父亲回溯的内容充满了他本人的情感投射，具有很大的欺骗性，真凶反而可能是警察局里的同事，是艾玛沃森的奶奶，而最厉害的催眠师是过滤词，因为过滤词催眠了整个城镇。大家之所以毫无知觉地被主动催眠，是因为这个过滤词很好地利用了大家在生活中的细微感触，比如有些人在看到大型户外广告中的扭曲人脸时会排斥、厌恶，而在内心深处，其实是那张人脸激发了他们记忆中的某种恐惧感，比如，小时候没电的时候有个陌生人把蜡烛举在胸前靠近你，虽然他是无意的，但在你心里留下了恐惧的因子。

影片的主旨很不错，但节奏把握得不太好，信息密集度有限，艾玛沃森的演技也实在平平。虽然导演用一些阴森的画面和音乐制造了一丝恐怖的氛围，但掩盖不了剧情的直白，看到一半的时候我已经知道大致是怎么回事了，所以这个片子丝毫没吓到我。反倒是艾玛沃森父亲最后的真情流露本来会产生足够强大的情感冲击，但可惜的是导演匆匆一笔带过，最终也没能感动到我。
这部片子对于我最大的意义就是提及了[回溯疗法]。我一直很质疑这种疗法，我不认为有前世，更不认为它会对今生造成影响，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生理上，但是我尊重那些深受身心疾病困扰的人选择用这种方法来治疗自己，因为心理上相信了，生理上也会有相应的改变，这个无关真假，重在效果，但这个效果不可控，可能变好，也可能变坏。
相比之下，我更愿意接受的是冥想，因为它可以让人安静舒缓下来，沉浸在自己编织的世界里，让身体进入彻底的放松状态，血液流通舒畅，气息吐纳自然，有利于一些小疾病的自我康复。但我本人并不做冥想，因为我的心理防范意识极其强烈，一旦意识到有东西试图进入我的大脑，我便会奋起反抗。这可能有害处，但至少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让我在看《邪灵刑事录》这样的片子的时候始终处于审慎状态。

电影导演：不太喜欢这种吓人的片子，基于所要表达的主题，说得过去；片子剪辑上，剧情发展有点仓促，感觉一下子进入状态了。
从剧本上：充分说明了人性中相当脆弱阴暗的一面，迷信、仇恨。如果心没有足够正念的力量，无论你是代表宗教、法律、专家、市民等角度，都可能会被戏弄，充分说明了感官、感觉、情绪不可靠，最容易受骗，同时，时间的无常又会使事情和人们淡忘。不知什么时候有开始那种轮回。
记忆、幻想有时使人疯狂。

在解读影片之前，允许我先说两个理论——唯心主义、唯物主义。

关于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讨论，在百年之前还是处于纠缠胶着的状态，但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生活水平在大量事物的发明与应用的基础上也得到显著的提升，正是物质的极大丰富，直接的促使了唯物主义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战胜而归，这与农耕、冷兵器时代，唯心主义大行其道有了如同镜面般的反差。

而人们对于世界观认识的选择，由此可见并非是完全是站在真理的角度，仅是或者说很大程度上是与当时的社会水平以及社会对于某种观念的需要才来做出的判断。正是物质匮乏的年代，需要以心来观世界，以塑造神明来度过面前的苦厄；待物质富足之时，则需站在唯物的立场，更有利于推进时代的大发展。

不过世界的相对事物，往往是不会单独存在的，这有点类似中国的八卦阴阳调和理论，所谓有黑就有白，有恶就有善，从来都只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不会说有哪一方会完全的灭绝。来观这个时代，现在是唯物为主，唯心为辅的一个常态，人们坚信所能看到的才是真实的，不会相信那些道听途说的离奇事件，基于这个认知，有人是无神论者，有的则信仰以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这三大教派为主的宗教，其中大部分信仰者也能辩证的看待信仰存在的意义，不是如以前的时代的人们全盘接受，而是相信神明存心中，而非是真神一般的存在。

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影片《回到从前》，就是处在由于心理暗示疗法的带来的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主辅关系变化导致的社会恐慌的时期。就以片中安吉尔一家为个列来看当时整个美国的恐慌现状，安吉尔虚构了有邪教祭祀仪式的存在，然后由于当时正处于心理暗示的疗法在破案中的广泛采用，所以导致了其安吉尔的父亲、哥哥在在接受心理暗示疗法的诱导记忆时，在一定程度上都自行添加了本不存在邪教祭祀仪式的场景，而作为办案的布鲁斯警官、以及安吉尔的奶奶即使未直接的接受心理暗示疗法，但也间接的受到了影响，并频繁做噩梦疑神疑鬼。据后来的调查显示，当时的美国并不存在所谓的邪教祭祀，可见心理暗示疗法所带来的极度唯心主义，偏离了物质实际的一个基础，带来的影响是可怕的。

那么以此观之，唯心主义就一定不比唯物主义要好吗？显然站在现今的时代，是可以这么认为的，但如果将生活的轨迹往前追溯，比如还是农耕时期，这时的物质极度缺乏，若平民还是以唯物主义为主，则社会的稳态极不容易维持，相反唯心主义却能带来相反的效果，而大多宗教也正是形成于物质最为匮乏的年代。当然至今能存活下来的，皆是教人行善的宗教，而与影片相似的邪教在历史上也肯定是存在过的，但终究不能长久，而不论善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都有着其特定的价值，是不能狭隘的否定其存在的一部分意义。

因此合理的选择适当的主义为主要思潮，才是确保人类社会稳步向前的基础，而并无何对何错的定性，以功利性的角度来看，两种主义只是两种具有不同功用的工具，而选择的依据，则是由目前遇到的矛盾与困难来决定的。

我们在恐惧什么？

如果你经历过20世纪80年代，你也许能够回忆起一些在那十年里改变了整个社会的奇迹或恐惧。我们想要我们的MTV（音乐电视），却也面对着没完没了的核毁灭的威胁。我们觉得我们的护腿和怪异发型很性感，在日益增长的艾滋病的威胁面前却吓得脸色苍白。

你可能会认为，不需要借助想象，我们的头脑就已经够紧张了。我们很多人相信，秘密的、流传甚广的恶魔崇拜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是一种干扰甚至是折磨。

欢迎来到撒旦恐慌的世界，这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人们真切感受到的现实。普通美国人的生活在战争中陷入某种新境地，在传统价值观与恶魔似的变态心理之间争扎。不仅仅是无助的幼童和易受影响的青少年处境危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曾在过去面对撒旦仪式虐待（Satanic ritual abuse ，SRA）的折磨——渎神的性仪式非常骇人，恐怕只有天才治疗师才有可能将它们从我们压抑的记忆中抽掉。

撒旦恐慌不仅对专业的犯罪学和治疗学文献产生影像，在那个年代，它在一个月里即传遍全世界，大众传媒也为之疯狂。到80年代末，这种恐惧已经国际化，影像遍及大英帝国（the United Kingdom）、澳大利亚（Australia）、加拿大（Canada）、荷兰（the Netherlands）和南非（South Africa）

当然，魔鬼之说子虚乌有。尽管有些人自诩为撒旦崇拜者，但他们只出现在撒旦恐慌的相关文献中，人类历史上从未留下他们的足迹。

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说，它是一种道德恐慌——是由社会导向的集体恐惧心理引起的、像病毒一样广泛传播的不安情绪，受各种文化冲击的影响，比如媒体、倡导组织、宗教团体、政治家、小说和口碑等。

姑且将撒旦恐慌当作一束大大的鬼火。让我们从文化因素开始，探索点燃这些火焰的的幕后之手。


这一幅版画描绘了儿童遭受撒旦仪式虐待的情景。该照片来自1608年的作品——《放逐法师纲要》（ Compendium Maleficarum）

撒旦恐慌的根源

如果崇拜恶魔、猥亵儿童的秘密教派并不存在，那么，撒旦恐慌究竟起源于何处呢？

要探得一个全面的答案意味着必须对整个西方历史来一次深入、残忍的探究，甚至会超出这个话题本身。但我们可以关注20世纪之前的一些关键因素，是它们定义了撒旦教的概念。

首先，让我们面对现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充斥着信仰与价值观的世界里。我们都有看待世界的特定方式，也是这些世界观定义了我们在这个复杂的人类社会中的位置。我们和持有相同世界观、处在同等位置的人一起生存于世，其他人则成了“外人”。我们将世界一分为二，除了“我们”就是“他们”。

长期以来，相同观念圈里的人——即“我们”，都对“他们”的一切深信不疑。如果有需要，他们甚至让圈外的人成为替罪羊。由于基督教教义主要关注天堂与地狱这对矛盾，将“他们”指为恶魔的超自然力便成了常用的策略。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了12世纪或更早前“血祭诽谤”——宣称犹太人会绑架并谋杀基督徒的孩子，并取其鲜血以用于某些犹太教节日的宗教仪式。1475年的西蒙特伦特（Simon of Trent）血祭诽谤甚至见证了一整个犹太人团体受折磨的经过，15名犹太男子因为意大利特伦托（Trento）一名两岁孩子的死而被处决。反犹太主义暴力和道德恐慌传遍了觉醒的欧洲。

也想一想15世纪的巫术迫害吧。欧洲人以此为名，折磨并处决了成千上万无辜的欧洲人，声称这是为了消除与恶魔有关的巫术的威胁。正如前面的木版画所描绘的那般，孩子们也在其中受到威胁。讽刺的是，孩子也因为巫术受审判甚至被处决。

可以肯定的是，犹太人和女巫都没有在仪式中杀害儿童，但这些道德恐慌以及来自他们的历史记载都促成了人们对这个秘密教派的误解，它成了后来人眼中杀害儿童的“外人”。

黑弥撒（Black Mass，模仿基督教的弥撒祭拜撒旦）这类概念和一起参加夜半集会的女巫、恶魔，都产生于对受迫害者及“严刑逼供”下的忏悔的变态想象。这两个概念和当时存在的仪式魔法的传统在19世纪融合在一起，当时法国的浪漫主义艺术家和作家对巫术和撒旦崇拜很着迷。

到20世纪20年代为止，历史上盛行恶魔崇拜的邪教都根植于西方文化。然而，这些邪教是灭亡了还是依然以某种秘密的形式流传了下来呢？我们只需要了解点燃20世纪道德恐慌之火的文化背景以及社交焦虑。


撒旦教会（Church of Satan）的创立人安东·拉维（Anton LaVey）于1970年3月22日为新闻媒体展示一个小小的大气魔法和仪式。©贝特曼/ Corbis

20世纪的撒旦恐慌之源

无论描述多么含糊，超自然细节多么不可信，血祭诽谤和女巫审判的史实都无可辩驳。直到今天，依然存在各种有悖常情的描述和版画艺术。但很明显，这还不够。道德恐慌能够最终成气候，还需要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呢？

首先，让我们考虑一下小说的作用。历史学家菲利普·詹金斯（Phillip Jenkins）指出，赫伯特·戈尔曼（Herbert Gorman）1927年的小说——《大衮庙》对撒旦恐慌的到来产生了关键影响。如今的人大都已经忘记了，在当时，由塞勒姆而来的恶魔崇拜既激进又富影响力。但纯虚构的作品只关注上个世纪对巫术的着迷，当时的人们利用这些巫术在当代美国建立撒旦崇拜。该书吸引了很多读者，也影响了不少极具号召力的作家，比如H·P·洛夫克拉夫特（H.P. Lovecraft）、罗伯特·布洛赫（Robert Bloch）和丹尼斯·惠特利（Dennis Wheatley）。

到了20世纪30年代，撒旦崇拜已经在低俗小说中找到了归宿，并从中成长了起来。在20世纪60年代的恐怖电影中，这个主题越来越流行。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喜欢1968年的恐怖电影《魔鬼出击》（The Devil Rides Out）和流行的《魔鬼圣婴》（Rosemary's Baby）而认识了撒旦崇拜。也是从那时开始，超自然的撒旦主题打入了20世纪70年代的摇滚乐市场，重金属音乐则紧随其后。它们都很酷、很刺激且反主流反传统。它们也进一步推进了撒旦崇拜。

但这也仅是撒旦恐慌之前的虚构因素。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些为撒旦恐慌推波助澜的现实事件。

在19世纪的邪教崇拜的刺激下，阿莱斯特·克劳利（Aleister Crowley）在伦敦的黑弥撒在20世纪10年代的媒体中找到了支持。美国人通过阅读了解这个陌生、吓人的享乐主义者以及他举行的仪式。1966年，安东·拉维在旧金山建立撒旦教会一事更是引来更多媒体的围观。教会的教义主要来自个人主义和无神论，除此之外它还用具有挑衅的舞台效果的邪恶仪式包装自己：黑色长袍、五角星、蜡烛和裸体。

接下来是现实犯罪中的撒旦崇拜因素，素材取自侦查人员和犯罪者的小说和神话。早在20世纪30年代，警方已在思考祭祀邪教的动机。1969年的曼森家族谋杀案引起了媒体对撒旦动机的怀疑，1989年被判刑的连环杀手——理查德·拉米雷斯（Richard Ramirez）在他的罪行和随后的审判中公开的援引撒旦之名。魔鬼杀手已经成为现实。

仅有一些因素促成了随之而来的恐慌。把事情逼上极端的是对儿童以及我们自己的紧急威胁。


在这张1990年拍摄的照片里，我们看到亚特兰大（Atlanta，美国城市）的费伊·耶格尔（Faye Yager），她建立了一个地下网络保护虐待儿童和恶魔崇拜中的受害者。

撒旦仪式虐待

15世纪的巫术理论家和审问者通过恐吓和折磨得到证词，因为通过这种方式得到的受害者的忏悔符合他们期望，甚至超过他们的期望，对超自然恶魔和放荡也有控诉的理由。

那么，在20世纪晚期，为什么这些证词口说无凭却依然大行其道？为什么理所当然的审问易受影响的年轻人？

到20世纪70年代晚期，虐待儿童已经成为美国媒体的热点话题。绑架儿童、杀害儿童及儿童色情等报道在引起公愤的同时也令人作呕。每一个有责任感的公民都无法姑息。1978年，琼斯敦（Jonestown）宗教公社的儿童死在了圭亚那（Guyana，拉丁美洲）。该事使得现实生活中的宗教活动与虚构的撒旦崇拜之间的界限不再分明。

之后，在1984年，对加州麦克马丁幼儿园性侵犯的指控以及漫长的审判，让当代美国人牢牢记住了“撒旦仪式虐待”（satanic ritual abuse，SRA）。六年后，审判结果是无罪释放和免职，但这场荒诞的官司确实在媒体中炸开了锅。起诉人控诉说，很多老师都在以长袍、面具、五角星和祭坛为特点的仪式中对好几百名儿童实施了性侵犯。

整个美国突然出现无数与麦克马丁幼儿园相似的案件。事件通常都从指控现实的侵犯开始。接着，后续的调查往往挖出涉及面更广的性侵事件。每一个案件都围绕着那些主要问题，每一个易受影响的孩子都迫切希望恰当的描述出那些令人震惊的细节。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很多案件中，成百上千的日间护理人员和父母都被指控性侵儿童。毫无疑问：邪教仪式上的侵犯已经演变成现实存在的犯罪。

但撒旦恐慌不仅给当时的儿童带来威胁，对于过去的儿童来说也是一种威胁。毕竟，这样一个联系紧密的秘密邪教把矛头指向儿童已经不是一两天的事了。可能，甚至连你的童年也可能曾被牵涉到残忍的邪教仪式之中。你所需要做的仅仅是唤醒埋藏在心底的记忆。

这也是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会有一场记忆再生运动，帮助我们理解我们的恐慌。支持者们认为，那些受伤的记忆——尤其是那些孩提时受到性侵犯的记忆—— 可能被埋葬在潜意识里。尽管这些记忆基本被忘记了，但这些情感碎片仍然会对你的生活带来消极影响。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让治疗师将这些记忆挖掘出来，用记忆恢复疗法（RMT）进行治疗。

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大多数在童年时期遭受过性侵的受害者至少能回忆起事件的部分经过。即使是少数将整个事件都忘记的案例，后来也肯定能回想起来——但他们只能构建出貌似可信实则与真相相去甚远的记忆，或者说虚假的记忆。

记住，记忆并不是扎根在石头里的，它的媒介更像是软粘土：每当我们将储藏的记忆抽取出来的时候，它们非常容易受我们自己或他人的操控。实际上，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丹尼尔·沙克特（Daniel Schacter）识别出至少七种会影响准确回忆的因素，其中包括暗示的力量。幻想、社会环境和文化影像也能粉饰个人的记忆。这些记忆一旦被创造，就跟真的一样，很难再被消除。

1980年的书《米歇尔记忆》（Michelle Remembers）帮助巩固了公众认知模式里埋藏的SRA记忆。该书由加拿大精神病专家劳伦斯·佩兹德（Lawrence Pazder）和他的病人（后来成了他的妻子）米歇尔·史密斯（Michelle Smith）合著，详细记述了史密斯的治疗经过：在一定疗法的帮助下，她回忆起了20世纪50年代在温哥华长期受折磨和侵犯的经历。虽然该书最终名誉扫地，但它为很多SRA幸存者的回忆录提供了模版，在当时也确实引起了媒体轰动。

也许你能够看到唤回的SRA记忆的吸引力。如果你成年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是一些深埋的心理创伤引起的，又会怎么样呢？如果治疗师能够将它从你的心灵里提取出来——将它从黑暗中挖掘出来并且直面它，事情会是什么样呢？也许你还可以想象遇到一个好心的治疗师，他（她）满心热情的为你抽取这些灰暗的记忆 ，无论这些记忆在撒旦崇拜的文化处境中被伪造得多么巧妙。

也因此新闻头条上充斥着邪教仪式和丧失记忆等报道。杰拉尔多·里维拉（Geraldo Rivera）1988年在黄金时段推出的特别报道——《揭秘撒旦的地下工作》和其它电视曝光展览出各种“专家”治疗师、执法老兵和SRA幸存者。

这些传达的信息很清晰：恶魔崇拜者就在我们身边，他们热衷于仪式性的侵犯，且借古老的邪教之名杀害我们的孩子。出于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的安全考虑，我们会转移自己的视线，将很多痛苦最终归罪于完全不存在的——“外部人”。


西孟菲斯（West Memphis），阿肯色州（Arkansas）当地的巨石阵，曾是年轻人聚会的场所如今已经废弃，石头上还有模糊的撒旦涂鸦。

撒旦恐慌之灾

撒旦恐慌没有导致大屠杀式的伤亡，但它带来的伤害依然历历在目。尽管“恢复的”在仪式上受侵犯的记忆的恶魔本质是虚假的，但很多人依然不得不带着这些伪造的痛苦记忆活着。更重要的是，正如之前提到过的，成百上千个日间护理人员和父母都曾经历过SRA指控的创伤——由于被怀疑与一个邪教有关联，他们被逐出家庭和社区。

然后还有服罪。一对夫妇弗朗西斯（Frances）和丹·凯乐（Dan Keller）在德克萨斯州做日间护理期间由于被怀疑有侵犯他人的做法，惹上了48年的牢狱之灾，如今已服刑21年。该指控还涉及用于墓地祭祀的小老虎和鹦鹉啄咬正在“尿尿”的孩子。这是2013年的事了，他们最终因为缺乏证据以及错误的医学证词而被释放。

西孟菲斯的三大案件可能是出自撒旦恐慌女巫追捕最著名的案例。1993年在阿肯色州的西孟菲斯，三名儿童遇害，最终三名当地青年被定罪。这起官司将注意力放在血腥的仪式上。此外，17岁的嫌疑人杰西·劳埃德·米斯凯利（Jessie Lloyd Misskelley）提供给警署探员的关于狂欢会和树林中的动物祭祀的供词也是关注点。2011年，三名被告获得10年缓刑，均被释放。此举激怒了民众，他们蜂拥而至，挤满了长长的公路，对此次调查及其文化影响表示抗议。

然而，在很大程度上，撒旦恐慌的焰火已经在20世纪90年代消亡了。1994年，来自国家中心的一项关于儿童受虐和受忽略事件的研究几乎毁掉了SRA的每一点的可信性。大量元研究只发现少数值得相信的孤案或成对的犯罪者使用仪式化的策略对付儿童，且不超过1/12000的事件能够提供证据证明是和撒旦、性侵儿童的邪教有关。

合法的案件瓦解了。调查得不到任何结果。美国的大众媒体虽然为传播撒旦恐慌推波助澜，但至少它也为扑灭这场恐慌之火出了一份力。到80年代后期，大多数主流新闻节目开始转而抵制SRA的脚本。在1990年到1994年期间，揭露SRA成为新的热点话题。

但是，这场大火难道就真的被彻底扑灭了？和所有余烬一样，这场火的热度依然存留在孤立的亚文化及其国际化扩张的边缘地带中。你依然会发现牧师在谴责大众媒体令人讨厌的力量。直到今天，南非警署仍然雇用一个秘密的犯罪部队以对抗国家出现的撒旦威胁。

道德恐慌还没有消失。它是我们人性中的一部分。我们所能做的只是随时警惕，了解有关的文化因素以避免这些火焰失控。

作者：罗伯特·拉姆（Robert Lamb）
文章链接http://e.edu.163.com/docs/99/2015082116/B1IDCEK99001CEK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