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

记录历史其实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阿摩司.奥兹说：事实往往对真相产生威胁。因为任何一个人的记忆都难以是完整的、完全可信和可以被证明的。即使是当事人出于不同立场，不同角度对于事件的还原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偏颇和遗漏。 这几年，看过太多讲述民国风云和往事的影视作品。民国是乱世，也是各方势力互相渗透的年代，有着传奇故事必不可少的时代背景，但是真正能讲好、讲出新意的作品实在是少之又少。《1931，刺杀宋子文》，算是难得的民国片精品。

从影片中看出，剧组显然搜集到了所有能搜集到历史资料和细节，抽丝剥茧后从中进行了精心筛选和编排。影片选用了一位亲历者唐腴胪以第一人称口吻来进行叙述，甚至导演本人也多作为与历史对话的一种“角色符号”融入其中，从现实和历史的多种维度来还原历史故事，以一种主观视角平静而坦然地态度阐述整个事件的背景和细节。

这部电影类似古典小说中“章回体”的叙事模式，每个历史人物和事件环环相扣，又相互铺陈，引人入胜。在大的历史事件描述上举重若轻，在人物性格和表现上雕刻生动，既体现记录电影客观真实的要求，又展现出一部扣人心弦的故事片必不可少的悬念氛围。

好作品还是值得去电影院细细体会。

它是一部纪录片，它又是一部故事片，这是电影《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首先给人的强烈印象。

乍一看，这是一个上百度就能查明来龙去脉的旧案：1931年7月23日，以孙中山的长子孙科为首的“反蒋派”，委托“斧头帮”帮主、人称“民国第一杀手”的王亚樵，在上海火车站北站刺杀蒋介石的大舅子、民国财政部长宋子文。案发后，大人物毫发无伤，无名小卒做了枪下冤魂。

但继续往下看，就会惊讶地发现，世人皆知的“刺宋案”底下，居然还隐藏着另一个诡谲莫测的凶案——刺公使案：日本特务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行刺日本驻华公使，并嫁祸“斧头帮”，以挑起事端，借机发动侵华战争。发生于上海地界的一起局部事件，竟差点引爆两国战争，这就是“案中案”所蕴含的巨大能量。

那么，如此富于戏剧性的故事，是真的吗？

接近真实，却无法抵达真实

真实，其实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历史真实、逻辑真实、事实真实、艺术真实，哪个才是真正的真实？

拍摄历史纪录片，无非有以下三种“必杀技”。第一技，档案资料，包括文字、照片、影像。影像当然是最好的，但即便是影像资料，也不能保证一定就是完全真实的。

第二技，口述历史，包括当事人采访、亲历者采访、见证者采访、专家采访。但是口述历史就一定很准确吗？不一定。对于年龄较大的亲历者而言，有些可能因为记忆遗忘，有些则可能因为选择性遗忘，比如出于某种政治原因或出于对自己有利，口述内容往往与真实存在着距离。

在国外，口述历史更多被用于研究者进行研究。口述者为什么这样讲？为什么说到某个细节时会尴尬？尴尬就是一个表情，虽然在语言上没有表达，但摄像机却能够及时捕捉到，观众也能从中体会到某种意蕴。

第三技，对当时场景的还原，也就是所谓的遗址拍摄。比如四十年前我在这幢楼里上学，现在我来拍这栋楼，这是真实的吗？显然它已经不是四十年前的楼了。因此我认为，采取任何手段试图去恢复历史，都是有缺陷的。我们只能尽最大的努力去接近真实，而永远无法抵达真实。

为了尽可能接近真实，《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不惜采用第四技：找人扮演。不仅如此，还有第五技、第六技，不仅找活人扮演，甚至还有蜡像、亡魂等，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通过这些手段，影片不仅再现了已知，还挖掘了未知：案件背后的复杂性、历史的诡谲，以及灵魂与肉体、生命与死亡、常态与无常之间的微妙关系。而这，正是影片最有意思的地方，它让不同学识、不同阅历的人，体会到不同的含义，是比史实真实更难得的真实，比真实呈现更具难度的呈现。

不仅“主观”，还要大大方方“主观”

体现创作者的主观性，是《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给人的另一个强烈印象。

任何类型的纪录片，哪怕没有解说词，它仍然是具有主观性的，原因就在于筛选和排列重组。选择拍这个或者拍那个，选择拍这一段或者拍那一段，取决于导演的主观意愿。一个故事，无数细节，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表达出对世界的不同认知，这同样取决于导演的主观意愿。

在《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这部影片里，导演韩晶显然对所有能搜集到的细节，进行了精心的排列和重组，就连影片结尾的彩蛋，也无一遗漏地被纳入到重组的序列中。影片大胆地以一位亲历者的第一人称口吻来叙述，甚至导演本人也作为与往事对话的“角色符号”，进入到现实与历史的不同维度，展开饱含“主观意识”的历史叙事，从容，坦荡，又不乏理性与克制。

这样筛选和重组的好处是，使影片具备了环环相扣的悬念和步步惊心的情节，吸引人往下看。同时，影片对事件细枝末节的雕刻，成熟而富有感染力的运镜，既透露出纪录片追求史实真相的执拗，又展现了故事片对声画美学的超凡掌控能力。

细想之下还会发现，影片不仅再现了事件真相，更指出了事件导致历史进程发生改变的种种可能性。虽然大的历史走向无可更改，但如果1931年日本特务机关的阴谋得逞，那么战争则可能提前爆发。而主张对华协调路线、反对武力征服中国的重光葵，用现在的话来说属于当时的日本“鸽派”，一旦他在北站被刺身亡，则当时日本“鹰派”就会更加疯狂，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很可能就会发生变化。

这，恐怕是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会自动添加的“主观”吧？

18年冬天，在广州的电影院看到了这部电影。

今天在微博上突然看到这部电影今天就要上映的消息，瞬间发觉时间过得真快。

再次看到这部电影，突然间就想说几句关于这部电影。

记得去年看完片子，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部片子的导演真是个勇敢的人。

勇敢不是说她大胆的创作手法，而是作为一个稍微了解影视行业的人，所发出的一声感慨。

做影视往往需要你做太多的妥协，有关市场，有关资本等等，这些都是。

能在一众爆米花电影中，坚持做这么一部影片，整个团队背后的压力可想而知。

影片时长87分钟，不长不短。片子讲述的是民国四大家族之一的宋家掌权人——宋子文，在1931年7月23日所遭遇的刺杀。这起刺杀案在当时很是轰动。一是因为被刺对象位高权重，身系国家大事；二是整起刺杀的离奇结局，让两个家族决裂。而事后，凶手迟迟未能抓捕归案，又为这起事件加了点神秘色彩以及谈资。

这段历史在民国事件中并不起眼，单单把它拎上大屏幕，其本身十足的戏剧性，也足够满足广大吃瓜群众的好奇心了。

这是一起复杂的刺杀，复杂的不是刺杀手段，复杂的是所有看起来不似巧合的巧合。两起刺杀时间地点的巧合，提前下车的巧合，衣着相同的巧合，车门锁死的巧合，最后只能归结于命运的巧合，这就是一场大戏。

影片有四分之三的时间在交代事件发生的背景，台面上复杂的政治角逐，暗地里腥风血雨的江湖争斗，人命渺小无力。一颗子弹就随意结束一生的时代，混乱又热血，激情却脆弱。

刺杀就在这样一个时代理所当然地发生了。西装革履的精英官员，热血的江湖草莽，甘为走狗的白脸汉奸，暗地窥视的侵略者，一个接一个出场。在付出几条人命的代价后，一切终于落幕。随后历史便张开大口，囫囵吞下整个故事。

电影再次将它翻出来，直到片子四分之三处才揭露真相。在一众巧合的铺垫下，倒地的人是谁，似乎顺理成章。连片中的多次返场，也只是徒劳的挣扎，结局早已注定。而在这起刺宋中，判断谁对谁错，似乎并无立场，刺客与被刺者为了救国救民，如何评判？当然关于同时发生的另一起刺杀，不必多说，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对错。

这或许才是整个故事的精彩之处，这个故事不是阐述正义最终战胜邪恶，这个故事里只有死人和活人，以及那些死去的活着的他们的故事。

还有一点，关于死者的自剖，我内心一直存疑。面对死亡，真的有人可以如此豁达吗？但是，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正如片中所说：在那样一个惊涛骇浪的大时代里，我们只是沙尘，谁生谁死，不是谁能够左右的。

2019年5月24日

“我看到了更多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纪录片《刺杀宋子文》漫谈 汤惟杰 “死去的人，是我”—— 纪录片《刺杀宋子文》的叙述语调颇为奇异，在这场谋杀案中饮弹殒命的唐腴庐，宋子文的机要秘书，如同向导，引领80多年之后的我们——当代观众——穿越时间的屏障，重新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之前，我们也许知道，在1931年的中国政治天平上，T. V. Soong（宋子文），是南京蒋介石的“财神”，作为财政部长，他为蒋的政治军事布局谋划经济基础和资金保障。 我们当然也知道宋氏家族特有的影响力，宋子文和他大名鼎鼎的姐夫和妹夫们共同书写了半部中国现代史。 然而，可能至此我们方才知道，1931年7月23日早晨7点08分在上海北站响起的那一阵密集的枪声，源自三个方向：在行刺的广东反蒋势力和“斧头帮”王亚樵组合，以及作为刺杀目标的宋子文及背后的南京蒋介石政府之外，原来还有来自日本军部的一方和它在上海的代表——特工首领田中隆吉，他们意欲驱遣上海帮会的常玉清刺杀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为其侵华行动制造借口。 我们更难知晓，在这一系列惊天密谋的棋局上，曾经有过几个棋子，甚至道具，几乎改变了历史的走向：王亚樵手下的“小泥鳅”发现了常玉清也向日本人买过烟幕弹，南京—上海夜车上唤醒重光葵的列车员，列车到站后突然打不开的车厢门锁，以及，“我”——唐腴庐那天身着的白色上装。 这片中，诸多碎片化的“偶然”叫人牵肠挂肚，“就差那一点点”——是的，就是那一点点，原本历史的车辙可能就会拐向另一条轨迹。 显然，导演在片种上玩起了“脱轨”花样，跟制式化的“记录电影”不同，《刺杀宋子文》大量使用扮演式情景再现，甚而被误伤致死的机要秘书唐腴庐成了聚焦叙述者，现实与可能的事态互相穿插，导演本人作为另一个声音也参与了叙述…… 无疑，《刺杀宋子文》采取了一种颇为后设的历史视野，那就是，承认作为本片主题的“历史”只有借助叙述才能接触；我们关于历史的经验与关于它的叙述密不可分；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只有被叙述才能被领会。因而，叙述人“我”——死者唐腴庐，不过是这重历史理解的极致化的表达。“我看到了更多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作为观者，我感兴趣的是，由死者/幽灵引领我们进入历史的场景，这个《神曲》或《埃涅阿斯纪》式的设置，体现的是“诗（此刻电影是它的样式）”和“史”之间的辩证，最终，导向了如何追求“真”这一纷争已久的主题。 历史地描绘过去并不意味着“照它本来的样子”去认识它，而是意味着捕获一种记忆，本雅明在他的《历史哲学论纲》中这样说到。而《刺杀宋子文》的有意思之点就在于，它并不急于、甚至不意图去建立一个随时被“偶然”的小石子击垮的因果链叙述，它颇为享受对这些“偶然”小石子的摆布，在蒸汽车头前行和后退的牵扯中，在子弹壳落下和弹起的反复中，在被刺者倒地/定格/倒带/再倒地的循环里，1931年7月23日上午北站的“刺杀”被镜头悬置为一个结构，一个结晶体，它名叫“历史”。

看了纪录影片<1931刺杀宋子文>，感慨有三： 一，吊诡的历史让人瞠目结舌。 对中国历史，特别是对中国抗战史有过了解的人大概都知道，日本侵华战争是从1931年“9.18“事变开始的，更多的人不知道在57天之前的1931年7月23日，还在中国上海发生过一起触目惊心的“北站血案”。 这起血案的刺杀目标是民国大名鼎鼎的财政部长，蒋介石的妻兄、民国四大家族之一的宋子文。 许多读者观众大概都熟悉，“虚构”是文学戏剧影视作品的艺术手段之一，而“真实”是纪录片的灵魂。那些可以虚构的艺术门类，将一个故事编的多么奇诡、奇葩，读者观众都不会挑眼，观众欣赏的是作品的艺术手法，体悟的是人生百味就够了，但<刺杀宋子文>这个纪录片的复杂和一个接一个的巧合，悬念不断又扑朔迷离，在观影过程中，笔者多次下意识地发出：“这巧合也太多了”的质疑。然而，在影片结束后，影片最后告诉我，导演告诉我，历史学家告诉我，影片中的人物后代告诉我：就是真实的历史，历史的真实！于是，笔者惯性的欣赏审看影视剧的审美经验短暂的崩塌了，大脑里情不自禁的蹦出几个字：历史才是最好的悬念大师！ 二、陌生的表现手段 作为一部纪录影片，该片的表现手段陌生又新鲜。导演摒弃了以往纪录片制作时，比如大量选取老照片，老场景和后期做旧等等手段，采取了以人物再现（演员出演历史人物），场景服化道再现等现代影视手法，再现了几十年前的波诡风云。 传统纪录影片给人的观影感受是，间离、回顾、审视、反思等效果，而该影片这些新表现手法的借鉴，给笔者的观影感受是：虽然是历史，却有种身临其境的带入感，会瞬间的产生与人物同呼吸共命运的亲近感和关切感。 笔者以为，触动读者观众的七情六欲，是一切文学艺术家的本源动力。 笔者通常在判断一部文学影视等艺术作品是否有意义，有价值时，作品是否有新鲜的表达，新鲜深刻的思考，是否有感官的冲击，来作为审美坐标。 显然该纪录片的导演，不走寻常路的表达，勇于探索尝试的精神，是值得为其击掌点赞的，况且古今中外文化艺术史里，条条大路通罗马的经典案例也比比皆是，这似乎也是人类文明进步，文化艺术发展变化的不灭规律。 三、离奇吊诡的历史故事给人的启示 笔者喜欢历史，常常被历史沉淀淘洗后的厚重博大精髓深深震撼，被历史人物不同的命运而唏嘘不已。该纪录片选取了这个当年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作为素材，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吊诡之极，奇诡之极，奇上叠奇的真实的历史故事。 这本来是一个由日本军人精心策划，欲给侵华寻找借口，又要嫁祸于中国，交由上海大名鼎鼎的斧头帮来实施的暗杀事件，却因为一个个看起来很偶然的小错位，使该刺的没刺，不该刺的，刺死了，也使日军侵略中国的行动错后了40多天，似乎一只无形的大手在拨弄着一切…… 狭义上讲，宿命，是指人的一生，先天注定，带有迷信色彩。而命运却是可以改变的。该片偏偏是拿这个太多的巧合叠加，又不带虚构的历史事实，来告诉我们宿命和命运，这两个命题的纠缠状态。宿命和命运谁在先？谁在后？谁在其中？谁在之外？让我纠结不好评判的是它们是纠缠在一起，混沌在一起快了，它将我以往的许多认知带入重新思考，就仿佛物理学界发现的量子纠缠（不知这样比喻恰当否？），也让笔者感到意识形态领域里这两个命题的纠缠，这或许是该纪录片的另一种意义吧。

以一个“能够知道过去未来的灵魂”来讲述事件的来龙去脉，揭露真相，角度是新了，但因为不合理而反而显得失真，让人出戏。假如用秘书的遗孀来讲述显然更适合。然后这个片子还跳出来用一个后人女孩来讲述，来了段“讲述中的讲述”，实在是多此一举。

以“真人演绎”还原历史真相，比之只有相关的文字、图片等资料的记录整理好看很多。《玄奘大师》等都是这样做的。

当年历史书没有提及重光葵因为亲华而被日本鹰派找汉奸常玉清执行刺杀。两股杀手针对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的不同目标，这个设定很有意思，最近的国产片《最长一枪》很明显就参考借用了这个案例。

庐山暗杀老蒋，因为胡乱丢弃的火腿失败，如果成功了，中国的历史将会怎样？

说起纪录片，人们脑海里就会浮现出《舌尖上的中国》、《我在故宫修文物》这类作品。作为一名纪录片爱好者，我个人涉猎的纪录片范围相对要更广一些。但是，韩晶导演即将上映的电影《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还是给我带来了全然不同的体验。

韩晶导演一直以来坚持以情景重现手法，向观众真切地展示历史事件的发生缘由、经过和结果。大型纪录片《科举》、《大辛亥》、《金融风波1948》等作品，都具有其一贯的风格烙印。

事实上，纪录片业界乃至影视圈内，对于韩导的这种艺术表现手法，都存有争议。支持者认为，纪录片引入情景重现，能细致刻画事件始末，设置悬念，增加张力，一改传统纪录片沉闷乏味的感觉，给观者带来良好的观影体验。但批评者则认为，通过表演者的肢体表演进行重现，这和一部剧情片又有什么区别呢？

经过几年的蛰伏，韩导带着她的新片《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来对她的拥趸和异议者进行了一次集体回应。

《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讲述的是1931年宋子文在上海北站遇刺但侥幸逃过一劫的历史事件。故事本身并不复杂，但这部电影竟然别出心裁，从一个完全出人意料的角度——整起刺杀事件中被忽略的一名亲历者的主观口吻，完成了全片的叙述。

可以说，这是一次非常大胆的尝试。亲历者唐秘书，以全知者视角，冷静而不无感触地回忆了整起刺杀案的来龙去脉，以及大时代里小人物的生死。通过亲历者的口吻，刻画一起事关自身的暗杀，更好地抓住了观众的眼球，也大大提升了电影的观影体验。

除了亲历者唐秘书的回忆，导演本人在电影中的探寻，也使影片从单一维度的历史叙事，走向了更深沉的多维度感怀。

在观看《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之后，我斗胆揣测，韩导的艺术论敌们会提出更加强烈的抗议。但我却不吝为影片和韩导的艺术追求，提供一点我自己的辩护。

严格地来说，《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纪录电影。所谓“纪录电影”，重点在于“纪录”，追求的是“真实”。“直接电影”，算是将这一理念推到极致的流派；而比“直接电影”稍微温和一点的“真实电影”，虽然也会人为“促成”某些事件，但对“真实”的追求依然苛刻。

而与之相反的“剧情电影”，则完全仰赖创作者天马行空的虚构和想象，来展开剧情。

如果要给这部《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一个恰当的位置，它应该是介于“真实电影”和“剧情电影”之间的一个跨界作品。韩导定义它为“非虚构电影”，并非没有道理。“非虚构电影”的外延要比纪实片宽泛，只对事件的真实性有要求，对表现手法则无限制。像《国王的演讲》、《血战钢锯岭》，包括最近热映的《绿皮书》、《波西米亚狂想曲》，都可归类为非虚构电影。

但是，我本人更倾向于把《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称为“回忆电影”。之所以称之为“回忆电影”，一来是因为电影本身是以回忆的形式呈现给观众的，二来“回忆”和“纪录”不同，“回忆”必然夹杂个人的情感。

在《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中，情感的倾注可以分为两大层面。

其一，是故事叙述者个人的情感倾注。影片非常注重宋子文的身边红人唐秘书对当时的人和事的态度，比如对宋子文的尊重，对新婚爱人的难舍，对田中隆吉的鄙夷等等。或许有人会质疑，影片的表达是否过于情绪化？但从观者的角度来看，这种真情流露，反而让事件和人物更显丰满。

其二，导演本人的情感倾注，也让《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成为一部风格鲜明的大银幕作品。影片大致分为四个章节，有节奏地呈现事件全貌。每个章节之间，韩导通过真切的感怀，将一位女性导演的所思所想所执所念，全然倾注到作品中，其能量密度之大，情感指数之高，是一般纪录电影所不具备的。如果把传统纪录电影比作学术论文，那么《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就是交响诗。

韩导并非拍不出充斥着历史学家娓娓道来的纪录电影，但她选择在形式上一而再、再而三地突破自己。在这部电影里，她甚至把宋子文的外孙冯英翰、王亚樵的嫡孙王家柱饱含情感的追述，以及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专家的论述，放在了电影片尾的彩蛋部分，而并没有去铺张运用这些珍贵资源，充分彰显了创作者冷静而克制的内心定力。

总之，这是一次勇敢的尝试。期待韩晶导演在“回忆电影”的道路上，为我们带来更多惊喜，也为中国的纪录片界再输新血！

2019年5月于上海

（作者系上海大学文学院中国史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