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年后的自白

故事的结尾，讨论的主题，依旧是人性中善与恶的斗争和如何被定义，人在公权与私刑中如何做出抉择。

电影选择了皆大欢喜的处理方式，也是常规的处理方式。

那么，让我们换个结尾吧：

取消刑警发现东京塔的灭灯这个设定，意味着追诉期不会因为刑警妹妹的死而得到改变。

刑警没有能够说服整容男利用公权力制裁凶手。

整容男用绳子勒死了凶手。

整容男被警察带走时，将戒指掉在了现场。

一年以后，陆续出现老人被勒死的案件。

经查，死亡的老人们劣迹累累，大多数是在某地震时期，因为紧急避险做过杀人之举。

刑警男在案件现场陷入沉思。

镜头回闪：

镜头①：凶手男将捆起来的刑警妹妹强行喂饭：“我不准你死，你便不能死。”

镜头②：凶手男：你就是用这只手戴戒指的？用斧头剁掉刑警妹妹的左手。

镜头③：凶手男交代刑警妹妹被杀后，嚎叫：将其勒死，分尸，尸体在我出差时都不知道被我扔到天南海北什么地方了。

镜头④：凶手男住宅附近发现的刑警妹妹的白骨，只有一只左手。

镜头⑤：整容男杀掉凶手男时，附近透视镜子中的一个模糊背影，看着一个之前最爱的人活生生勒死了现在最爱的人（斯德哥尔摩）。

镜头⑥：一个赤脚女子用右手，捡起了落在现场的戒指。

只是一名学生，因此仅以自己浅薄的见识来表达自己的见解。

在此之前并未看过原版，只是个人对于这部电影的简介感到好奇罢了。整部电影下来几乎都是采用黑暗、压抑的手法来表现，其实还是相当符合日系的丧风格。

个人认为，就推理而言，并不是特别硬核，但也的确给了我们很大惊喜，所谓凶手却并非真正的凶手，这只是为了引出真正杀人凶手的一个陷阱，但，还是没有真正抓到凶手，虽然真相已近在咫尺。

道貌岸然的主播是操控所有案件的凶手，而起因是在战场上重要的人死在他面前他却无能为力，而唯一可以让他感到救赎的方法就是让别人也和他一样，感同身受，坠入地狱。

用那种残忍的方式——绳索勒紧受害者的脖子，让家人亲眼目睹那一刻。那一刻如坠冰窖，所有的话语都无力可言，施害者已经残破的心灵，让这一切都变得真实而易碎。

个人觉得亮点是在最后，施害者让雅人杀了他，而的确，他也确实想这么做，为了他心爱的里香，但他最后还是选择了放手，得到了救赎。

这一点其实跟小丑有点相似，小丑最乐意的从来都是让别人丧失理智去杀了他，使人失去人性。

某种意义上这部影片做得还是相当不错的。

日本人这个民族很奇怪，和中国人三观完全不一样！

犯罪有实效=不向慰安妇道歉，是否等她们离开这是世界后，就不算犯罪了？

内心就解脱了？

22年在中国或在所有受到侵略的国家中只能算“意淫”！

（片尾有彩蛋：失去母亲的小混混为什么还要杀死被制裁的凶手！！！因为凶手的制裁只为警察的妹妹，没有为小混混的母亲！！！背后捅刀是不会忘记仇恨的！）

镜头缓缓推进，然后定在宋康昊的那张大脸上，眼神透着刺心的悲悯和不甘心的惊慌，这是《杀人回忆》的结尾。这个被无数影迷津津乐道的结局，并没有给观众一个完美答案，因为我们到最后也不知道，谁究竟是连环杀人案的凶手。

《杀人回忆》的经典结尾

时间从2003年来到了2012年，韩国人野心勃勃的拍了一部《我是杀人犯》，尽管它和《杀人回忆》并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很多人都把它当做杀人回忆的续集，是一场对凶手是谁的完美意淫。

《我是杀人犯》

《我是杀人犯》是根据日本的真实事件改编，剧中杀人犯的原型正是日本食人魔佐川一政，他吃掉了自己的荷兰女同学，后来还出书成为了畅销小说家。日本人没有抓住这个题材反而被韩国人给率先抢拍了。

食人魔佐川一政

随后日本人也拍出了《22年后的自白：我是杀人犯》予以还击。它集结了伊藤英明，藤原龙也这样的演技派，也有像龙星凉，夏帆可以带动人气的流量偶像。

《22年后的自白》中国大陆海报

该片在日本本土上映后，口碑大爆，蝉联日本三周票房冠军，同时它还会在1月11日与中国观众大银幕相见。

故事讲述的是一个曾在1995年连杀五人的凶手突然22年后现身，此时法律时效期已过，他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畅销作家，书中所描绘的正是他此前的作案手法。

藤原龙也饰演“杀人犯”

最令人瞠目结舌的是，面对这么一个犯下滔天罪行的刽子手，媒体竟然是疯狂炒作，大众更是无比热捧，事态未平息之时又起高潮：有一个人自称也是凶手，还拿出了有力证据，那么谁究竟是凶手？

伊藤英明（左）和龙星凉

作为一部翻拍作品，最大难度是如何在原作基础上进行合理的本土化改编，同时还要规避和前作有雷同的地方。《22年后的自白》相比韩版类型化的娱乐设计，它的文戏更为吃重。

夏帆饰演受害者的女儿

不以动作特效夺人眼球，而是踏踏实实的讲故事，调动一切视听元素来烘托剑拔弩张的气氛，比如开场用老旧的录像带式影像来还原1995年发生的连环绞杀案，其影像质感恍如是《午夜凶铃》附身，令人不寒而栗。

日本是一个盛产推理小说家的国家，比如江户川乱步，松本清张，再到现今的东野圭吾，岛田庄司。在这种推理文化的浸染下，日本的悬疑电影或多或少都有着推理的影子。

东野圭吾

《22年后的自白》就受此影响，它很多关键的细节是通过推理向观众解答的，同时用大量的细节来铺垫剧情，使其能自圆其说，逻辑紧密相扣。

然后一个事件引出另一个事件，层层推进，最后引出多个反转达到高潮。没有枪战打斗，没有惊险追车。只是利用悬疑点来带动节奏，吸引观众往下看的欲望。

可以举个例子：电影中途出现两个自称是杀人犯的人，这是剧中峰回路转的一个关键情节点，当我们对杀人犯现身的动机和引起的舆论风波不再感兴趣的时候，电影极为恰当的又抛出了一个“杀人犯”，就像真假美猴王一样，重新让观众陷入谜团之中。

除了悬念设计的高明外，电影有关互联网怪象的描述也值得人们反思：人们在网上搞个人崇拜，看直播满足幻想，随意谩骂攻击对方，简直就是一群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

粉丝拿着杀人犯写的新书自拍

正是因为这些狂热粉丝的助力，藤原龙也饰演的“杀人犯”才能光明正大的在法律时效期失效后，肆无忌惮的活跃在大众视野中。

他堂而皇之的出现，又堂而皇之的出书，还被粉丝夸为美男子。甚至在他的新书签售会上，竟然有数千人拥挤在签售大厅上等候他的出现，只是为了亲眼见他，为了能要他的签名。

网络上铺天盖地的是对他颜值的赞美

这让人不禁想起前不久因为颜值过高在网络上一夜爆红的女通缉犯，很多人都忽略了她的罪行，反而为她的相貌所吸引，甚至还夸赞她名字别致好听。

就像电影中的杀人犯，只是因为长得好看，大众就直接忘掉了他曾经杀掉五人的罪行，这种匪夷所思的病态现象，除了愚蠢大众的推力之外，自然也少不了无良媒体的推波助澜，若不是出版社出版他有关杀人细节的新书，若不是电视台为了炒作而举行他的发布会，也不会引起巨大的舆论效应。

一个杀人犯，因为法律时效期失效，就逃脱了应有的制裁，反而成了网络红人。这种听起来不可思议的事情正是脱胎于真实生活中。

1997年，14岁少年A杀害男童后，出书《绝歌》讲述一个杀人犯的养成，首发10万册，赚的是盆满钵满。

少年A

2007年，市桥达也奸杀女教师，出版《被捕前空白的2年零7个月实录》，描述自己被通缉后的逃亡全过程。

日本发布的市桥达也通缉悬赏

他们无视法律，无视良知，全然不顾对当事人的二次伤害，只是一味的去抒发自己的情感。再加上民众的好奇欲和出版商的唯利是图，杀人犯们不但没有受到谴责，反而被一再吹捧，成为镁光灯下的红人。

这让人不禁感到困惑：这个世界怎么了？无论多么不可思议，多么丧心病狂，多么令人发指的违背道德和人性的东西都一个个的生龙活虎，而且时常耀武扬威的向我们龇牙咧嘴。

他们为什么会被大众接受？凭什么被时代包容？这种怪象甚至让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真实性存疑，还是说我们本来就处在一个不真实的世界之中？

这一切正如科马克·麦卡锡在《长路》中所写：“这是赁借的时光，赁借的世界，要用赁借的双眼去哀悼”。

首发在嘉影movie公众号

日本电影近年来非常喜欢拍摄类似题材的电影，如《预告犯》，塑造一个去制裁法律无法制裁犯人、并且自身也拥有类似过往阴影的主人公，然后多展现社会舆论和公众对他的娱乐化消费与关注，来表现当代日本社会法律的无力以及日本国民“事不关己”的风气（这本身是存在的）。但是，大多数的类似作品，最后都会落入视野过窄、主题过于单薄无力的状态，警察都是同样的“自身凭借法律无力制裁”但同时又要抓捕私情上不想抓捕的主人公，从而凸显法律的无力；而国民一方也是同样的说着一些隔靴搔痒甚至支持“天诛”之类的话语，来抨击日本社会的自私风气；而主人公最终也多会以生命来殉道，用这种玉石俱焚的手段来呼喊自己的抗议。这些东西其实在日本电影当中，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模式化的套路，虽然具体设定和背景、发展会有所不同，但大体上最终都会落入这一框架，难以跳脱出来。

相比这些作品，反倒是《错乱的一代》这样的电影，完全不涉及社会现状分析、社会弊端现象的揭露、主人公反社会人格成因解构，而单纯地来展现主人公“反社会人格”形成后的行为，强调其被社会现状扭曲后的暴力和破坏欲本身，直接用“社会所造成的结果”的展示反过来抨击社会，更有新意，而且形成了一种更为直接有力、完全不似《预告犯》等憋足劲头但又无处着力的艺术效果。

而这部《22年后的自白》，在大体的方向上，与《预告犯》等并无太大差异。但是相比后者，它在主题的表意结构上更为完整，主题上走得更远，立意表达上的构思相当严密，通过呼应、象征来形成立意的升级，并在最后漂亮收尾，轻轻一笔就完美地承载住了前边较为庞大的表意系统，可以说是举重若轻。

首先，在这部电影中，导演借用了现实性更强的社会背景：犯罪时效制度的取消。时效制度的实质是：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对犯人的追责权限。但是，犯罪时效制度所造成的过往的犯罪制裁不力，就这样被时间掩埋在了历史之中。本质上看，这个制度的存在实际上是对过往因时效制度而无法看到犯人被制裁、悲愤终生的遗属的一种失责。犯罪的追责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失去权限，但遗属的痛苦是永远持续的。

另外，在本片中，实际上导演还设置了一层更大的社会背景，来将这个立意进一步升级，即日本的时代背景。在开场的部分，导演首先通过阪神大地震的相关新闻视频，提出了阪神大地震这一真实的事件；而后在播放了“与阪神大地震同时发生的杀人事件”的新闻片子并给出了当时社会舆论的激烈反应后，用一连串的蒙太奇飞快地交代了日本20世纪末到21世纪期间的一系列社会大事件，结合阪神震灾后飞快建设而起的高楼的画面，来传达了一个信息：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社会的建设，阪神震灾造成的阴影、与因时效制度而无法追责罪犯形成的遗属的阴影，同样地自动地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淡化了。用阪神震灾这个“日本当代最严重的事件”来呼应时效制度，使得影片的利益实际上从某种具体的社会事件升级到更广义的“日本社会”与“日本人”，而时效制度也成为了对此广义概念的象征和影射。导演借由杀人事件所抨击的，随着时间流逝而掩盖、人为淡化的阴暗，并非某一特殊事件，而是这样一种日本的社会性与国民性的趋势。

而在本片中，同样也通过日本国民这样一条暗线的构建，反映了这个立意。在开场的一连串蒙太奇中，可以看到当时国民与社会舆论对于杀人事件的激烈反响和对办案不力的警方的严正谴责。但是，随着影片进入当代的段落，导演多次使用网络直播的弹幕、摄像机拍摄的画面、电视中的画面等一系列“经由国民之口”、“社会舆论与媒体之视角”拍摄出的东西，来拍摄公开身份的杀人犯以及相关事件。借此，导演刻意地强调了“社会舆论在当今对此事件的看法和反响”这一要素在片中的重要地位。与开场中的舆论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今的时代下，国民将杀人犯当做一个娱乐化的人物而消费甚至崇拜追捧。这样的对比和反差，无异于是将导演抨击的对象---用时间来淡化过往的群体，扩展到了日本国民，使其上升到了一种日本社会的普遍现象与某种国民性的层次。

而对于影片中的剧情展开与人物设置，自然也是紧密地贴合了主题。首先，杀人犯自我揭露的整个事件，实际上恰恰变成了一种抨击。在过往即将被彻底淡化的节点上，通过这一事件，再一次唤起了即将被选择性忘记的黑暗与过失。由于这个事件，本已随着新闻热点的变化而被媒体抛弃、社会忘记的遗属，再一次被推到了台前，让这些遗属并未随着时间而掩盖的痛苦再一次暴露在了所有人眼皮底下。而在最后揭露事实的部分中，不惜整容也要追查凶手的妹妹男友、因为自身的过往黑暗经历而产生痛苦的犯人，都成为了同样的、过往无法淡化而痛苦的存在。想要杀死犯人的两个遗属、几乎绞死犯人的妹妹男友，都印证了犯人所说：“你就是我的影子”（此时还特意用了两人在电视上的倒影的镜头，来强化这个概念）。犯人与所有遗属同样，都痛苦到要用杀人来排解的程度。

同时，在人物设置和剧情发展中，导演同样没有忘记对真实性的强化。在影片展开的部分中，阪神震灾可以说是和事件息息相关。主角失踪的妹妹，即是从受灾地来到了东京的。而在她初到警察公寓的段落中，因为看到晃动的灯而联想到地震，产生了恐惧。这揭示了她对于震灾而产生的痛苦阴影。而随后，当她和男友准备结婚，似乎可以摆脱阴影迎来新生活的时候，她却失踪，而男友也拿着结婚戒指跳楼自杀。通过阪神震灾与杀人事件的持续捆绑和呼应，这一幕实际上再一次将本片的所指从单纯的杀人事件、杀人时效的取消的层面，上升到了更广义的“日本的所有负面社会事件”这个层面----阪神震灾中受到阴影、生活被破坏而无法重建的妹妹和男友，正是另一种的“杀人事件中的遗属”。而正如开场段落的蒙太奇中展示的那样，随着社会的发展受灾地得到重建，随着社会事件的更新时间不断推移，阪神震灾不再得到关注，受灾的阴影也逐渐被社会淡化忘却，但受灾者的痛苦却是无法终结的。并且在妹妹被杀的段落，导演也不忘记要将阪神震灾与杀人事件进行捆绑来完成立意的升级：妹妹死前称“自己应该在地震中死去”。借此，导演强调：对于经历者来说，过往的痛苦是无法随着时间淡化的。可以说，在全片中，导演持续性地保持着阪神震灾与杀人事件的高度结合和同步，以此来不断地让电影的立意升级，从对某一单一社会事件的抨击，升格到对“对任何社会事件都选择忘却和淡化”的日本社会性与国民性趋向的抨击。

并且，在“警察”这一人物的设计上，本片也与类似题材的作品有很大的不同。本片中的警察并非单纯追捕凶手的“为正义而生”的存在，而同时也是受害者之一，他的妹妹和前辈都死于杀人事件。因此，对于警察来说，他所面临的并不只是因时效制度而导致无法伸张正义的愤怒和无力，同时还与遗属们一样，拥有无法通过时间淡化的过往阴影（当他走回到妹妹死去的屋顶时，他从有照明的地方走入忽明忽暗的走廊，然后进一步进入完全黑暗的天台，象征着他走入过往的黑暗）。这样一来，比起同类型的警察人物，这个人物能发挥的作用无疑更多、而且形象也更为立体且有说服力了。他既有着作为遗属的痛苦和越过法律制裁犯人的冲动，但也有作为警察不得不遵从法律的立场，这样的纠结使得他的痛苦变得有说服力而且深刻，而这种不惜引诱犯人出面才能排解的、深刻的痛苦，则强化着影片的抨击力度。同时，借此设置，导演在保持本题材一些“固定模式”的前提下，刻意地突出了“遗属的痛苦”这一因素。他动用一切的人物和设置来强化作为遗属以及事件直接关联人的痛苦和阴影，来传达一个信息：比起单纯的“法律无法伸张正义”这种概念化的东西，法律的过失导致的无法终结的事件相关者的阴影，才是这一过失最严重的后果；掩盖与淡化过往所造成的对“人”的亏欠，才是这个行为最大的罪孽。

而同样，本片当中的媒体一方的设置，也与警察同样，比同类型的角色拥有更丰富的作用。一般影片中的媒体人的塑造，大多停留在“娱乐化、消费犯罪事件来获取眼球”的定位上，被用作对社会舆论的批判。本片中同样有这样常规化的部分，但不止于此。在全片中，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拍摄”类镜头：对真凶，著名媒体人的纪录片拍摄。而在最后的高潮段落，同样有纪录片摄制组的机器在拍摄真凶暴露本来面目的全过程。借用这样作为影像永久保留的摄像机拍摄画面，导演强调了：过往的痛苦不应该被淡化，而是应该被社会和国民永久铭记的。

影片的结尾是一个有趣的部分。时效制度的取消最终应用在了这个案件上，而这个案件中相关人的阴影也将不再会随着时间而被淡忘，将在法律层面上得到弥补。一切似乎都走向了HAPPY ENDING。但是，在最后的镜头中，导演却让画面长久地停留在了犯人即将发行的犯罪自白小说上。这一幕强烈地预示了随后即将发生的事情：《我是杀人犯》一书发行时情景的再演，社会舆论和国民即将再一次像上一次一样，娱乐化地追捧这本书和这个事件。这个收尾的方式，恰到好处地接住了此前导演一直在升级的立意：从时效制度取消这一社会事件，上升到日本广义的国民性和社会性层面。借助时效制度的取消，杀人事件通过法律角度得到了“不被淡忘”和痛苦的弥补。但是，从国民和社会舆论的角度上，日本人依然正在、也将会一直持续着对过往阴影的淡忘，这种国民性的方向，是法律层面远远无力扭转的。

剧情还算不错的，尤其演员表演很到位，虽然刚开始就猜到出书的不是凶手，不过到里香未婚夫借车，然后联想到摄影师地图丢失我才猜到主持人是凶手。算是小小反转了一下。虽然叫不出名字，不过主演都挺眼熟，演技不错。其中感觉最反转的就是刑警才是出书人。我一直以为他只是知道事情配合演戏而已。不过结尾在别墅那点感觉处理的不是很好，草草的交代了主持人的心理创伤，然后就没反转了。这点有点可惜了。

怎么说呢，这部片子凶手利用法律的漏洞躲藏过刑事追诉期，而只有那些受害者的家属们这些年一直沉浸在痛苦之间而无法得到安慰，甚至有人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跳楼。很多时候，法律的设立都会有灰色边缘，往往总是有不法之心的人想趁机借此利用，很可惜，本片受害者家属通过精巧设计将真正地凶手引出，虽然凶手无法以全部案件定刑处理，但是还是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就是说正义不会迟到。这些年来法律也在不断改进，让更多的案件凶手能够伏法认罪，还公众一个正义，让那些不法之心的人无法利用灰色边缘，还公众一个公平的社会。